按新德里的官方統計，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一個國家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多於新加坡。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間，登記為來自新加坡的股本流入接近總額的四分之一，排在毛里裘斯、美國、荷蘭及日本之前。一個只有六百萬人口的城市國家，單靠本身的儲蓄並不能產生這樣的金額。這個數字反映的是新加坡作為渠道的功能：全球退休基金、私募股權公司、主權投資者、印度企業家及跨國集團，都透過在新加坡設立的控股公司及基金投資印度。本章探討這條渠道如何形成、靠甚麼保持暢通，以及甚麼因素可能令它收窄。 本章首先討論新加坡與南亞次大陸之間的歷史及社群聯繫，這些聯繫可追溯至這個據點的開埠，以及海峽殖民地由加爾各答管治的數十年。接着，本章追溯兩國之間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由1994年訂立，經2005年、2011年及2016年的議定書，以至《多邊公約》引入的主要目的測試。第三節描述資金由新加坡流入印度所經的基金及控股結構。第四節轉向古吉拉特邦的GIFT City，即印度希望藉以把部分相關業務遷回境內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並探討它是新加坡的夥伴還是對手。本章最後討論監管合作的工具，並以一節實務影響及與日內瓦、毛里裘斯及杜拜的比較作結。 日內瓦卷第I部分探討日內瓦與非洲的關係：商品貿易、非洲精英的銀行業務，以及透過基金、論壇及金融科技建立的新橋樑。該部分最後指出，卡薩布蘭卡、毛里裘斯及基加利等非洲中心，已成為日內瓦的競爭對手兼夥伴，而日內瓦應致力成為它們的倫敦，正如倫敦長期以來之於日內瓦。1新加坡與印度的關係以更大的規模呈現同一模式。新加坡是世界投資印度的門戶，而印度則在GIFT City建立自己的國際中心，以爭取同一業務的一部分。雙方如何處理這種張力，將塑造這個金融中心最重要的走廊之一。 印度人於1819年隨萊佛士到來；海峽殖民地直至1867年仍由加爾各答管治；齊智人放債人及印度銀行是殖民地信貸體系的一部分。1994年1月24日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於2005年修訂，規定股份資本增值只在居住國課稅，但須受利益限制條款約束，並與印度—毛里裘斯協定掛鈎。2011年的議定書引入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包括銀行資料。2016年12月30日的第三份議定書，恢復對2017年4月1日起購入股份的增值在來源國課稅，同時對較早持有的股份適用祖父條款；《多邊公約》則加入主要目的測試，自2019年10月起生效，並自2020年起適用。自2000年起，新加坡是印度股本外國直接投資有紀錄的最大來源地，約佔總額四分之一，由基金、控股公司及國家投資者帶動。GIFT City自2020年起由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管理局（IFSCA）監管，已接手以往在新加坡交易所（SGX）買賣的Nifty期貨，並正建立本身的基金業。雙方的合作透過稅務資料交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與IFSCA之間的備忘錄、UPI與PayNow的支付連接，以及部長級圓桌會議進行。 註釋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partie I，chapitre V（« Les nouveaux ponts : forums, investissements,…
海峽殖民地的印度人 印度人在新加坡的歷史，與英國據點一樣悠久。1819年萊佛士登岸時，隨行的有孟加拉土著步兵團約120名印度兵，另有一批洗衣工、僕役及其他隨營人員。1824年的首次人口普查錄得756名印度居民，約佔人口7%；到1860年，印度社群佔人口16%，這是印度人唯一一段成為據點第二大族群的時期。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商人、泰米爾穆斯林商人、古吉拉特及信德的經商家族，以及孟加拉士兵，構成了早期社群的核心。印度罪犯被押送到海峽，以紓緩英屬印度監獄的擠迫。他們修築道路及公共建築，其中數人獲釋後在殖民地定居。1 憲制上的聯繫與人的聯繫同樣緊密。直至1867年，海峽殖民地都是英屬印度的屬地。第B部分第I章已敘述新加坡商人如何抗議由加爾各答管治，並在該年爭取到改由殖民地事務部管轄。貨幣問題顯示了商業利益所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試圖把盧比定為海峽唯一的法定貨幣，商人則繼續以墨西哥元進行貿易。直至1867年殖民地改歸殖民地事務部管轄，盧比才失去法定貨幣地位。2這段插曲是貫穿本章的一個主題的早期例證：新加坡一直需要印度，也一直堅持自己的規則。 印度金融是第A部分第IV章及第B部分第II章所述殖民地信貸體系的一部分。泰米爾納德邦的納圖科泰齊智人（Nattukottai Chettiars）是一個商人及銀行家種姓，在十九世紀建立起一個由錫蘭、緬甸延伸至馬來亞及新加坡的銀行網絡。3他們向歐洲匯兌銀行借款，再轉借予銀行不會直接服務的華人及馬來商人、種植園主及小園主。他們以這種方式，把半島的市集經濟與倫敦貨幣市場連接起來。 二十世紀帶來了現代形式的印度銀行。1937年，M. Ct. M. Chidambaram Chettiar在馬德拉斯創立印度海外銀行，為齊智人社群的海外銀行及外匯業務提供支援；該社群的商號遍佈錫蘭、緬甸、馬來亞、爪哇、蘇門答臘及西貢。該銀行成立後數年內，便在仰光、檳城、吉隆坡及新加坡開設分行。4對於新加坡分行在1937年還是1941年開業，各項資料說法不一。無論確實年份為何，印度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在新加坡經營，其中部分至今仍在當地。 1965年8月24日，即新加坡獨立後十五日，印度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政治上的善意並未迅速轉化為經濟聯繫，因為印度的計劃經濟大體封閉，外國資本難有空間。轉變出現於1991年國際收支危機之後。印度於1992年宣布東向政策，新加坡則把自己定位為印度在東南亞的引薦者，在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內如此，作為投資來源亦如此。5 《全面經濟合作協定》（CECA）於2005年6月29日簽署，2005年8月1日生效。這是印度首份同類協定，以一攬子方式涵蓋貨品、服務及投資。下一節討論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議定書，亦於同日簽署並於同日生效，顯示兩國政府把稅務和貿易視為同一交易的組成部分。CECA其後曾多次檢討。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於2025年9月2日至4日首次正式訪問印度期間，兩國政府同意加快其檢討。6 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新加坡有362,274名印度族居民，佔居民人口9.0%，是繼華人及馬來人之後的第三大社群。7泰米爾語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而實龍崗路一帶的小印度仍是商業及文化中心。除了本地居民社群，還有持就業准證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度公民，其中不少任職於銀行、科技及專業服務。他們的存在已成為政治辯論的議題，本部分第V章及第J部分第IV章將作探討。 對這個金融中心而言，印度社群所提供的，正如第A部分第V章所述華人網絡昔日為對華貿易所提供的：熟悉兩地市場、通曉相關語言、了解各個家族，並能在印度商業慣例與新加坡制度之間溝通轉譯的人。印度銀行家主管國際銀行的業務部門，印度律師就受兩地法律規管的交易提供意見，印度創辦人在新加坡設立控股公司。這條走廊既建基於條約，同樣也建基於這些人。 註釋 Wikipedia，“Indian Singaporeans”（2026年11月瀏覽）：萊佛士1819年首次到訪時，隨行有孟加拉土著步兵團120名印度兵，以及由洗衣工及僕役組成的“bazaar contingent”；1824年人口普查錄得756名印度人，約佔人口7%；1860年印度人佔人口16%，是他們唯一一次成為第二大族群；十九世紀印度罪犯被運往新加坡，以紓緩印度監獄的擠迫，他們修築公共建築及道路，其中數人服刑期滿後定居；經商家族主要為信德人、古吉拉特人及泰米爾穆斯林。 ↩…
1981年及1994年的協定 1981年4月20日，新加坡與印度訂立首份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該協定其後由現行協定取代。現行協定於1994年1月24日簽署，1994年5月27日生效，在新加坡自1994年1月1日起、在印度自1994年4月1日起實施。1協定的架構依循經合組織範本，但保留了聯合國範本的若干特點，因為印度作為資本輸入國傾向採用這些特點。如實益擁有人是持有最少25%股份的公司，股息在來源國的稅率上限為10%，其他情況則為15%。銀行貸款利息的稅率上限為10%，其他利息為15%。2 資本增值是關鍵所在。按原有版本，第13條容許印度對轉讓印度公司股份所得的增值課稅，因此新加坡投資者出售印度股份，仍在印度稅收的範圍之內。3在這個版本下，對證券組合投資者而言，新加坡並不比其他大多數司法管轄區更具優勢。毛里裘斯則有優勢，因為它與印度的協定把這類增值的課稅權分配給居住國，而毛里裘斯本身並不對其課稅。因此在1990年代，投向印度的外國證券組合資本及私募股權資本，大多經由路易港流入。 2005年6月29日在新德里簽署的議定書改變了這個局面。它以一項新規則取代第13條第4至6段：轉讓首三段未涵蓋的財產（包括股份）所得的增值，只可在轉讓人的居住國課稅。4新加坡由此取得與毛里裘斯相同的資本增值待遇。 兩項條件令印度可以接受這項安排。第一是利益限制條款：如居民的事務安排以取得豁免為首要目的，或屬空殼公司或導管公司，即不得享有豁免。如公司在產生增值前24個月內，每年在新加坡的營運開支低於20萬新加坡元，即被視為空殼公司；而在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則被視為具備實質。5第二項條件把豁免與毛里裘斯掛鈎。根據議定書第6條，資本增值規則、資料條文、利益限制及檢討機制，只在印度—毛里裘斯協定把股份增值專屬分配給居住國期間繼續有效。6 因此，議定書讓新加坡與毛里裘斯看齊，條件是新加坡實體須證明有真實開支。對有員工和辦公室的基金經理而言，20萬新元的門檻並不高，但對信箱公司而言則高不可攀。這個設計有利於新加坡希望吸引的投資平台類型：董事、僱員及決策均在新加坡的控股公司。它亦反映了印度的關注，即協定利益應只限於與新加坡有真正聯繫的資本，而不止於一個註冊地址。 2011年6月24日，兩國政府簽署第二份議定書，以符合國際標準的資料交換條款取代第28條。主管當局須交換與執行各類本地稅項可預見相關的資料。一國不得僅因有關資料由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代名人或受信人持有而拒絕請求。議定書於2011年9月1日生效，適用於200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期間。7 時機並非巧合。正如第E部分第II章所述，新加坡在不久前於經合組織及二十國集團的壓力下承諾採納國際標準。在印度，有關藏於海外的未申報財富（即所謂「黑錢」）的辯論，已成為頭等政治議題。2011年議定書首次為印度稅務機關提供取得新加坡銀行資料的法律途徑。第E部分概括分析的外國稅務銀行保密制度的終結，因此亦有其印度篇章。 2016年5月，印度修訂與毛里裘斯的協定，對2017年4月1日起購入股份的增值在來源國課稅。8由於新加坡的豁免取決於毛里裘斯的規則，路易港的改變本會令其自動終止。兩國政府選擇重新談判。2016年12月30日，新加坡駐印度高級專員林傳寬（Lim Thuan Kuan）與中央直接稅委員會（CBDT）主席Sushil Chandra在新德里簽署第三份議定書。議定書於2017年2月27日生效，而有關資本增值及利益限制的條文則自2017年4月1日起實施。9 新的第13條按購入日期作出區分。2017年4月1日前購入的股份，其增值仍只在居住國課稅。在該日或之後購入的股份，其增值可在公司所在國課稅。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過渡期內，來源國對這類增值的稅率不得超過其本地稅率的一半。10新加坡國內稅務局（IRAS）把結果說成是保留了對2017年4月1日前所作投資的現有豁免，並強調在印度的協定中獨一無二的實質要求，將繼續確保只有具真實經濟活動的居民才可受惠。11 利益限制由議定書移入協定，成為新的第24A條。該條保留了首要目的測試、空殼公司及導管公司的定義、20萬新加坡元或500萬盧比的開支門檻，以及上市公司的例外。對適用祖父條款的股份而言，在產生增值前的兩個十二個月期間，每一期間均須符合開支測試，這一點2005年議定書已在一項註腳中訂明。對過渡期內產生的增值，測試則以之前十二個月為準。12議定書亦刪除了與毛里裘斯的掛鈎，並加入第28A條，規定協定不妨礙任何一國適用其本地的反避稅及反逃稅規則。第9條新增一段，規定各國在轉讓定價個案中須作出相應調整。13 2017年6月7日，兩國簽署經合組織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多邊公約》，MLI）。新加坡於2018年12月21日、印度於2019年6月25日予以批准。在新加坡，有關修改透過自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的《2019年所得稅（新加坡—印度）（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令》（Income Tax (Singapore–India) (Avoidance of Double…
新加坡：外國直接投資的首要來源 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間，印度錄得的股本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達7,877.2億美元。新加坡佔總額24.72%，排在毛里裘斯（23.71%）、美國（10.39%）、荷蘭（7.19%）及日本（6.11%）之前。1各項資料對來自新加坡的累計金額說法不一：印度商業部轄下信託機構India Brand Equity Foundation的一個網頁列出1,926.8億美元，另一個網頁則列出1,946.8億美元。2差距不大，可能源於打字錯誤。7,877.2億美元的24.72%約為1,947億美元，顯示較高的數字正確，但仍應查閱印度工業及內部貿易促進局（DPIIT）的官方資料概覽。 排名隨時間而改變。在2000年4月至2016年9月期間，毛里裘斯佔流入額32.81%，新加坡佔16.30%。3其後十年間，新加坡超越了毛里裘斯，因為基金經理把平台遷往一個實質更充分、金融服務業更成熟，並享有上文所述協定地位的司法管轄區。每年的數字顯示了現時資金流動的規模。2025–26財政年度，印度錄得股本外國直接投資588.4億美元，其中198億美元來自新加坡，約佔三分之一。4 相比之下，雙邊貿易規模較小。2025–26財政年度，雙邊貿易額為361億美元，其中印度出口118.6億美元，自新加坡進口242.4億美元。5因此，兩國關係主要是金融關係。貨物經由多條路線往來於印度與世界之間，而投向印度的資本則主要經由一條路線流動。 選擇新加坡作為投資印度的平台，建基於多項因素，其中只有少數是印度獨有的。第一是協定：其利益限制條款獎勵真實開支，而祖父條款則保障較早的持股。第二是基金管理的監管框架，第E部分第V章已有描述：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發牌，有大批基金行政管理人、託管人、核數師及律師，並有可變資本公司（VCC）；第E部分第IV章探討VCC作為傘子基金載體的角色。第三是《1947年所得稅法》第13O條及第13U條下的基金稅制，第E部分第III章對此有所分析。第四是時區及距離。新加坡的投資組合經理比孟買早兩個半小時開工，飛往孟買或班加羅爾的航程亦短。 第五項因素屬於法律層面。印度投資的股東協議，往往以新加坡法或英國法為準據法，並把爭議交由以新加坡為仲裁地的仲裁解決。正如第F部分第II章所示，多年來印度當事人一直是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最大的外國用戶群體之一。透過新加坡公司持有印度資產的基金，因此可結合新加坡的管治、新加坡的爭議解決及印度的營運。這種安排降低了投資者聯想到的印度法院訴訟緩慢的風險。 證券組合資本亦循同一路線流動。在新加坡向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註冊的外國證券組合投資者，是印度股票及債券市場上最大的國家群體之一。新加坡亦是印度公司外部商業借款的最大來源之一。6向印度公司提供的亞洲美元貸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入帳；第C部分第IV章把這個市場的起源追溯至1968年。 新加坡的兩大國家投資者，本身就是印度最大的投資者之一。淡馬錫公布，截至2026年3月31日，其投資組合對印度的相關投資比重為7%。淡馬錫在印度的歷史始於金融服務。2003年12月，它購入ICICI銀行5.2%股權，至2007年增持至8.3%。近年，它於2023年取得Manipal Health Enterprises的多數股權，並於2025年3月以約10億美元購入零食製造商Haldiram’s的10%股權。7上文討論的Fullerton案，涉及的正是一家淡馬錫旗下的控股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投資於印度上市股票、基礎設施、房地產及私人公司，但並無以相若的詳細程度公布國別配置。第D部分第I章描述這兩家機構。 國家資本為這條走廊增添了公信力。淡馬錫及GIC透過擁有真實員工、作出真實決策的新加坡公司投資，證明新加坡路線服務的是真正的投資。 投資印度的私募股權及創業投資業，在很大程度上由新加坡管理。國際投資公司從新加坡辦事處運作其印度策略；印度的基金經理則在印度註冊的本地另類投資基金以外，另設以新加坡為註冊地的離岸基金。基金一般透過新加坡控股公司投資，或直接由新加坡基金載體投資，並由孟買或班加羅爾的投資顧問根據顧問協議提供研究。 印度創辦人則以相反方向使用同一渠道。在2010年代，許多印度初創企業把母公司設於新加坡，原因包括：外國創投投資者偏好熟悉的司法管轄區；員工股份計劃及優先股結構在當地較易實施；以及日後在海外上市的機會似乎較大。自2020年代初起，出現了反向的潮流。準備在印度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由於印度科技公司估值上升，把註冊地遷回印度，往往要付出可觀的稅務代價。8這股潮流顯示，新加坡渠道從來不是單行道。它之所以存續，是因為它為投資者提供了印度結構尚未提供的東西；一旦這項優勢消失，它便會收縮。 這條走廊在印度法律施加的限制下運作。自2012年起，印度對間接轉讓印度資產課稅，包括出售其價值主要來自印度資產的外國公司。這項規則在印度最高法院就沃達豐（Vodafone）案作出裁決後被追溯適用，損害了印度在外國投資者心目中的聲譽，直至國會於2021年撤銷其追溯效力。9新加坡控股公司直接受這些規則影響，因為投資者往往以出售新加坡公司本身的方式退出。 第二項限制涉及資金的來源。2020年4月，印度規定來自與印度陸地接壤國家的投資須事先獲政府批准。10如投資的實益擁有人位於這類國家，此規則亦適用。11因此，有中國投資者的新加坡基金在投資印度前，必須審視其投資者基礎。本部分第II章描述經新加坡流動的中國資本；當目的地是印度時，這項規則令這些資金受到特別審查。 註釋 India…
起源與IFSCA 古吉拉特國際金融科技城（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City，簡稱GIFT City）是位於甘地訥格爾附近薩巴爾馬蒂河畔的規劃金融區。聯邦內閣於2008年批准該項目後，首批辦公大樓在2010年代初落成。1其核心是經濟特區內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區內交易以外幣進行，在外匯管制上視作在印度境外進行。印度國際交易所由總理莫迪於2017年1月9日揭幕，2017年1月16日開始交易；其後是2017年6月成立的NSE國際交易所。2 該中心的監管最初由印度儲備銀行、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保險監管機構及退休金監管機構分擔。《2019年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管理局法》（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s Authority Act 2019）以單一監管機構取代這種分工。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管理局（IFSCA）於2020年4月27日成立，總部設於GIFT City，並於2020年5月採納首套銀行業規例。3印度由此為其離岸中心採用了統一監管機構模式；自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接管銀行、保險及證券監管以來，新加坡一直沿用這個模式。這種比較是刻意的。印度官員曾公開以新加坡及杜拜為藍本。 兩個中心之間最顯眼的較量，涉及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Nifty 50指數的期貨合約。新加坡交易所（SGX）於2000年9月25日開始買賣Nifty期貨。二十年來，這份合約讓外國投資者可在印度交易時段以外、印度稅網以外及印度保證金規則以外，就印度股票進行對沖或建立倉盤。它成為亞洲流動性最高的股票指數期貨之一，亦是SGX的重要收入來源。新加坡對印度市場的興趣更早已有之：2007年3月，SGX以4,270萬美元購入孟買證券交易所5%股權。4 印度當局認為這份離岸合約令本地市場的流動性流失。2018年2月，印度各交易所宣布將終止為在海外買賣的衍生工具授出其指數使用權。SGX以推出新合約回應，雙方隨即展開仲裁，直至2020年兩家交易所同意在新加坡與GIFT City之間建立連接，爭議才告解決。5根據這項安排，SGX會員透過該連接把指令傳送至NSE國際交易所，合約在該處買賣及結算。經過自2022年7月開始的試行階段後，全面轉移於2023年7月3日完成，合約改名為GIFT Nifty。6 結果是一項讓雙方各有所得的妥協。印度把流動性引入GIFT…
稅務合作 稅務合作的法律基礎，是上文所述2011年的資料交換條款，並輔以根據共同匯報標準（CRS）自動交換金融帳戶資料；新加坡自2018年9月起實施這項標準，第E部分第II章對此有所描述。1在新加坡銀行開設帳戶的印度居民，每年都會被申報予印度當局。2016年的相應調整條款及相互協商程序，為企業提供解決轉讓定價爭議的途徑。印度—新加坡貿易及投資聯合工作小組為貿易及投資政策問題提供論壇，其第四次會議於2025年8月14日在新德里舉行。2 2020年6月17日，即成立後不足兩個月，IFSCA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簽署了金融服務合作諒解備忘錄。2020年12月，它與阿布扎比國際金融中心簽訂了類似的備忘錄。3這類備忘錄規定交換監管資料、在金融科技方面合作，以及監管在兩個中心均有業務的實體。 對個人而言，監管合作最具體的成果，是印度統一支付介面（UPI）與新加坡PayNow的連接。印度儲備銀行與MAS於2021年9月展開這個項目。2023年2月21日，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在網上儀式中啟動這項連接。4這項連接容許兩國的銀行戶口之間以手提電話號碼或虛擬支付地址即時轉帳。對在新加坡的印度工人及家庭而言，它降低了匯款成本。對兩家中央銀行而言，它是多邊Project Nexus的藍本，該項目旨在連接多國的快速支付系統。5 在政治層面，合作透過印度—新加坡部長級圓桌會議協調，雙方的財政、貿易、外交及數碼事務部長均會出席。第三次圓桌會議於2025年8月舉行。2024年9月，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6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於2025年9月訪問期間，兩國政府通過了該夥伴關係的路線圖，並同時簽訂航運、民航及太空等領域的協議。7對這個金融中心而言，這個框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這條走廊置於最高層次的政治保護之下。本來只會交由稅務官員處理的爭議，例如適用祖父條款的投資應如何處理，或主要目的測試應如何解釋，都可以在部長之間提出。 這條走廊擁有本身處理商業爭議的法律基建。印度公司是新加坡仲裁最常見的外國用戶之一，而印度法院根據兩國均適用的《紐約公約》強制執行新加坡仲裁裁決。第F部分第II章及第III章描述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SICC）及《新加坡調解公約》；印度於2019年簽署該公約，8但尚未批准。對於從新加坡投資印度的基金而言，有中立的爭議解決場所可用，是這種結構價值的一部分。 註釋 IRAS，“CRS Overview and Latest Developments”（iras.gov.sg，2026年11月瀏覽）：CRS多邊主管當局協議於2017年6月21日簽署；“Singapore has been exchanging…
從新加坡為印度投資建立結構 對具備實質的結構而言，經新加坡投資印度的路線仍然暢通。新加坡控股公司如只持有股份而在別處管理，現時便會受到利益限制、主要目的測試、印度一般反避稅規則，以及對實際管理地點審查的約束。2017年4月1日前購入、適用祖父條款的股份，仍保留按居住地課稅的豁免。但前提是控股公司在出售前兩年均符合開支測試，並經得起對其目的的審查，而Tiger Global案的判決已令這種審查更為嚴格。新投資相對於從其他大多數國家直接投資，並無資本增值方面的優勢。其優勢在於較低的股息及利息預扣稅率、新加坡管治及爭議解決的可靠性，以及可利用新加坡的金融服務生態系統。 投資者亦應考慮以GIFT City作為替代或補充。只投資於印度、投資者為印度人或印度僑民的基金，可能會覺得該中心的稅制具吸引力。具區域投資範圍並有國際機構投資者的基金，一般會較傾向新加坡。部分基金經理兩者兼用：設立新加坡主基金，另以GIFT City載體服務印度投資者。 從業者核對清單 確定印度股份是否於2017年4月1日前購入，並記錄每批股份的購入日期。保存證據，證明新加坡公司在退出前24個月內的每個十二個月期間，在新加坡的營運開支均不少於20萬新加坡元；最好附有核數師證明書及新加坡國內稅務局（IRAS）發出的稅務居民身份證明書。在新加坡舉行董事會會議及作出投資決定，由真正行使判斷的董事參與，以免實際管理地點被歸於印度或第三國。記錄使用新加坡實體的商業理由，例如區域投資範圍、共同投資者、融資或管治，以符合主要目的測試。按印度對來自與印度陸地接壤國家投資的規則，核查基金及其投資者的實益擁有人。評估退出會否構成間接轉讓印度資產，並規劃買方的預扣及申報義務。比較新加坡結構與GIFT City載體，包括離岸基金遷移制度及稅務優惠的穩定性。在股東協議中訂明以新加坡或其他中立地點為仲裁地，並核查在印度的可強制執行性。密切留意Tiger Global案判決後的印度案例、中央直接稅委員會（CBDT）通告、《2025年所得稅法》的條文及CECA的檢討，因為這些都可能改變現有結構的處境。
日內瓦與印度 塑造瑞士與印度關係的，主要是財富管理，而非直接投資。多年來，印度居民的瑞士銀行帳戶一直是印度有關未申報財富辯論的焦點，新加坡在這場辯論中只是次要目標。自瑞士與印度實施自動資料交換以來，這個問題已大致失去鋒芒，正如日內瓦卷第E部分就瑞士整體所描述。1與此同時，雙方的經濟關係已轉向貿易及投資。印度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國家於2024年3月10日在新德里簽署《貿易及經濟夥伴協定》（TEPA），其中EFTA國家承諾在十五年內促進對印度1,000億美元的投資，目標是創造一百萬個職位。協定於2025年10月1日生效。2 瑞士與印度的稅收協定，同樣說明了新加坡十分熟悉的困難。印度最高法院於2023年裁定，印度協定中的最惠國條款在沒有另行公布的情況下並不適用；其後，瑞士自2025年1月1日起暫停在其與印度的協定中適用該條款。3因此，日內瓦與新加坡面對的是同一個夥伴：一個規模龐大且不斷增長、歡迎外國資本，卻堅持以自己的方式解讀協定的經濟體。兩者的分別在於功能。日內瓦從遠處管理印度私人財富，並買賣印度商品。新加坡則處於資本進入印度的必經之路上。 毛里裘斯是最接近的比較對象。它與印度的協定使它在二十年間居於印度外國直接投資的首位，直至2016年的議定書取消新投資的資本增值豁免。由2005年至2017年，新加坡的協定與毛里裘斯的協定掛鈎，兩個中心的命運因而在法律上連在一起。新加坡其後超越毛里裘斯，因為它提供的不止是一份協定：成熟的金融服務業、享有國際聲譽的監管機構、龐大的印度專業人士社群，以及印度以外的區域市場。日內瓦卷指出，毛里裘斯在投資非洲方面扮演類似角色。對新加坡的啟示是：協定優勢只是暫時的，而金融中心的質素則可以持久。 杜拜和阿布扎比在其他領域與新加坡爭奪印度業務。海灣地區的印度僑民人數眾多，由孟買出發的航程短，而沒有入息稅亦吸引印度企業家及富裕家族。IFSCA於2020年12月與阿布扎比國際金融中心簽訂備忘錄，距其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備忘錄只有數月。杜拜的強項在於貿易、房地產、黃金及印度家族的個人移居。新加坡的強項則在於機構資本、基金管理及對印度投資的結構安排。第K部分第III章詳細比較這些中心。 首份印度—新加坡稅收協定：1981年4月20日。現行協定：1994年1月24日簽署，1994年5月27日生效。議定書：2005年6月29日（2005年8月1日生效）、2011年6月24日（2011年9月1日生效）及2016年12月30日（2017年2月27日生效，資本增值規則自2017年4月1日起實施）。利益限制的開支門檻：每年20萬新加坡元或500萬盧比。《多邊公約》（MLI）相關法令在新加坡生效：2019年10月1日。CECA：2005年6月29日簽署。2020年人口普查中新加坡的印度族居民：362,274人，佔9.0%。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流入印度的累計股本外國直接投資：7,877.2億美元，其中新加坡佔24.72%，毛里裘斯佔23.71%。2025–26年度來自新加坡的股本外國直接投資：198億美元。2025–26年度雙邊貿易：361億美元。淡馬錫對印度的投資比重：7%（2026年3月31日）。SGX Nifty：2000年9月25日推出，2023年7月3日以GIFT Nifty之名遷往GIFT City。IFSCA：2020年4月27日成立，2020年6月17日與MAS簽訂備忘錄。截至2025年6月30日GIFT City的基金：177家管理人、272隻基金、承諾資金221.1億美元。 註釋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partie E，chapitre III，« La fin du…
新加坡與印度的聯繫，可追溯至1819年後印度士兵、商人及罪犯的到來、海峽殖民地直至1867年由加爾各答管治，以及齊智人和印度銀行的信貸網絡。2005年的議定書規定資本增值按居住地課稅，與毛里裘斯協定掛鈎，並受設有20萬新加坡元開支門檻的利益限制條款保障；1994年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由此成為這條走廊的法律基礎。2011年及2016年的議定書以及《多邊公約》的主要目的測試，引入了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把2017年4月1日起購入股份的增值課稅權交還印度，並使實質及商業目的成為享有協定待遇的條件。儘管如此，自2000年起，新加坡已成為印度股本外國直接投資有紀錄的最大來源地，因為基金、控股公司及國家投資者重視其監管、法院及專業人士社群，程度不亞於任何稅務優惠。自2020年起由IFSCA監管的GIFT City已接手Nifty期貨，並正建立一個與新加坡爭奪來源地及目的地均為印度業務的基金業；與此同時，透過MAS、IFSCA、UPI與PayNow的連接及部長級圓桌會議進行的合作，使兩個中心既是對手，也是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