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投資走廊與GIFT City
按新德里的官方統計，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一個國家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多於新加坡。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間，登記為來自新加坡的股本流入接近總額的四分之一，排在毛里裘斯、美國、荷蘭及日本之前。一個只有六百萬人口的城市國家，單靠本身的儲蓄並不能產生這樣的金額。這個數字反映的是新加坡作為渠道的功能：全球退休基金、私募股權公司、主權投資者、印度企業家及跨國集團，都透過在新加坡設立的控股公司及基金投資印度。本章探討這條渠道如何形成、靠甚麼保持暢通，以及甚麼因素可能令它收窄。
本章首先討論新加坡與南亞次大陸之間的歷史及社群聯繫，這些聯繫可追溯至這個據點的開埠，以及海峽殖民地由加爾各答管治的數十年。接着，本章追溯兩國之間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由1994年訂立，經2005年、2011年及2016年的議定書，以至《多邊公約》引入的主要目的測試。第三節描述資金由新加坡流入印度所經的基金及控股結構。第四節轉向古吉拉特邦的GIFT City，即印度希望藉以把部分相關業務遷回境內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並探討它是新加坡的夥伴還是對手。本章最後討論監管合作的工具，並以一節實務影響及與日內瓦、毛里裘斯及杜拜的比較作結。
日內瓦卷第I部分探討日內瓦與非洲的關係：商品貿易、非洲精英的銀行業務，以及透過基金、論壇及金融科技建立的新橋樑。該部分最後指出，卡薩布蘭卡、毛里裘斯及基加利等非洲中心，已成為日內瓦的競爭對手兼夥伴，而日內瓦應致力成為它們的倫敦，正如倫敦長期以來之於日內瓦。1新加坡與印度的關係以更大的規模呈現同一模式。新加坡是世界投資印度的門戶，而印度則在GIFT City建立自己的國際中心，以爭取同一業務的一部分。雙方如何處理這種張力，將塑造這個金融中心最重要的走廊之一。
要點
印度人於1819年隨萊佛士到來；海峽殖民地直至1867年仍由加爾各答管治；齊智人放債人及印度銀行是殖民地信貸體系的一部分。1994年1月24日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於2005年修訂，規定股份資本增值只在居住國課稅，但須受利益限制條款約束，並與印度—毛里裘斯協定掛鈎。2011年的議定書引入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包括銀行資料。2016年12月30日的第三份議定書，恢復對2017年4月1日起購入股份的增值在來源國課稅，同時對較早持有的股份適用祖父條款；《多邊公約》則加入主要目的測試，自2019年10月起生效，並自2020年起適用。自2000年起，新加坡是印度股本外國直接投資有紀錄的最大來源地，約佔總額四分之一，由基金、控股公司及國家投資者帶動。GIFT City自2020年起由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管理局（IFSCA）監管，已接手以往在新加坡交易所（SGX）買賣的Nifty期貨，並正建立本身的基金業。雙方的合作透過稅務資料交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與IFSCA之間的備忘錄、UPI與PayNow的支付連接，以及部長級圓桌會議進行。
註釋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partie I，chapitre V（« Les nouveaux ponts : forums, investissements, fintech, diaspora »），« Casablanca, Maurice, Kigali : les places africaines »一節：這些中心之於日內瓦是« des concurrentes et des partenaires »，策略是成為非洲大陸以外的首選中心，« comme Londres l’a longtemps été pour Genèv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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