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投資走廊與GIFT City:摘要
新加坡與印度的聯繫,可追溯至1819年後印度士兵、商人及罪犯的到來、海峽殖民地直至1867年由加爾各答管治,以及齊智人和印度銀行的信貸網絡。2005年的議定書規定資本增值按居住地課稅,與毛里裘斯協定掛鈎,並受設有20萬新加坡元開支門檻的利益限制條款保障;1994年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由此成為這條走廊的法律基礎。2011年及2016年的議定書以及《多邊公約》的主要目的測試,引入了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把2017年4月1日起購入股份的增值課稅權交還印度,並使實質及商業目的成為享有協定待遇的條件。儘管如此,自2000年起,新加坡已成為印度股本外國直接投資有紀錄的最大來源地,因為基金、控股公司及國家投資者重視其監管、法院及專業人士社群,程度不亞於任何稅務優惠。自2020年起由IFSCA監管的GIFT City已接手Nifty期貨,並正建立一個與新加坡爭奪來源地及目的地均為印度業務的基金業;與此同時,透過MAS、IFSCA、UPI與PayNow的連接及部長級圓桌會議進行的合作,使兩個中心既是對手,也是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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