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亦是與新加坡關係層次最多的國家。大部分新加坡人是來自福建及廣東港口移民的後裔。本書第A及第B部分追溯了他們的中式帆船、僑批局及銀行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發展。現代的關係則屬另一種性質。這是一個城市國家與一個大陸強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細小開放經濟體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亦是一個建基於普通法的金融中心與一個至今仍管制資本跨境流動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逾十年來，新加坡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中國亦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企業、中國家族財富及中國國家資金，如今以1990年建交時難以想像的規模經過新加坡。 本章從金融中心的角度審視這段關係。本章先從歷史聯繫說起，以及由1978年鄧小平訪問至今日夥伴關係的外交歷程。繼而論述以新加坡為海外擴張基地的中國企業、把財富以至往往連同自身遷往該島的中國家族，以及「一帶一路」倡議與基建融資。最後一節探討與中國相關的業務為銀行、信託公司及顧問帶來的合規問題，然後與日內瓦及香港作比較。 日內瓦卷以其第I部分論述日內瓦與非洲的關係：商品貿易、非洲精英的財富、非法資產的歸還，以及金融與外交的新橋樑。這項比較具啟發性。日內瓦的區域關係，對象是一個由眾多國家組成的大陸，其資源經瑞士貿易公司流通，其精英長期把資金存放於瑞士銀行。新加坡最重要的區域關係，對象則是一個大陸規模的單一國家。這個國家既是新加坡最大的客戶、其投資者及客戶的來源、政府項目的夥伴，亦是一個地緣政治強國，其與美國的競爭塑造了金融中心的經營環境。 新加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1年互設商務代表處，並於1990年10月3日建立外交關係，距鄧小平於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已逾十年。自2013年起，中國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以投資流量計，新加坡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蘇州（1994年）、天津（2007年）及重慶（2015年）三個政府對政府項目，把新加坡的規劃及監管經驗帶到中國，並成為金融合作的渠道，包括自2013年起在新加坡進行的人民幣清算。自2010年代後期起，中國科技企業、企業家及家族以新加坡作為區域擴張、財富規劃及居住的基地。這股趨勢於2025年加快，當年中國企業在固定資產投資承諾方面超越美國企業。同樣的資金流亦引起有關財富來源、中國稅務及外匯管制規則、美國出口管制及制裁的合規問題，而2023年的洗錢案令這些問題備受關注。
由南洋到冷戰 華人在新加坡的存在，比現代國家更為久遠。本書第A部分描述了來自廈門、廣州及潮州各港口的中式帆船貿易、各方言社群及公司（kongsi）；第B部分則追溯了收集移民積蓄並匯返家鄉的僑批局及華資銀行。因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海外華人社群與其祖國之間的關係，以家族、宗親及僑匯為紐帶。中國銀行於1936年在新加坡開設分行，使國民政府獲得一條直接吸納南洋華人積蓄的渠道。1 1949年後，這段關係變得政治化。冷戰、馬來亞的共產黨叛亂，以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利用海外華人作為第五縱隊的憂慮，令馬來亞及新加坡政府態度審慎。第C部分第II章記述，馬來西亞聯邦政府於1965年下令關閉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而該分行之所以得以保存，只因新加坡在命令生效前已脫離聯邦。2 這段插曲確立了一個延續數十年的模式：與中國的貿易受到歡迎，政治影響則否。 新國家亦須證明自己並非一個華人國家。新加坡人口約四分之三為華人，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一直留意該島有否成為「第三個中國」的跡象。李光耀（Lee Kuan Yew）於1976年開始正式訪問中國時，以英語進行訪問，以表明他代表的是新加坡。3 新加坡亦與台灣維持密切關係。根據一項始於1975年的安排，新加坡武裝部隊一直在台灣受訓，外界所知的是名為「星光」的演習。4 轉捩點出現於1978年11月，鄧小平對新加坡進行了他首次亦是唯一一次的正式訪問。根據國家文物局於2010年揭幕的紀念碑，他對所見所聞留下深刻印象，並對外國投資為該島帶來的好處表現出特別興趣。一個月後，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推出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5 李光耀藉這次訪問指出，新加坡華人作為華南貧苦移民的後裔，在正確的政策下得以興旺，而中國本身可以做得更好。他亦促請鄧小平停止向東南亞輸出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其後亦採納了這項建議。6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期間，稱讚新加坡良好的社會秩序及管理。其後，許多中國官員被派往該島受訓。7 新加坡外交部其後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曾到新加坡考察或參加培訓課程的中國官員超過50,000人。8 正式聯繫分階段建立。兩國於1981年9月互設商務代表處。1985年開通商業航空服務。中國委任新加坡前財政部長吳慶瑞（Goh Keng Swee）為經濟特區顧問。9 兩國直至1990年10月3日才建立外交關係。新加坡一直等到印尼恢復與北京的關係，因而成為東南亞最後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10 自此以後，這段關係透過一套異常緊密的機制管理。中新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由新加坡一名副總理與中國一名副總理共同主持。11 中國政府形容這是協調兩國合作的最高層級機制。12 在其之下，八個商業理事會把新加坡與四川、山東、遼寧、浙江、天津、廣東、江蘇及上海等省市連結起來。13 總理李顯龍（Lee…
經濟關係的規模 1990年以來，貿易增長迅速。雙邊貿易額由1998年的81.54億美元增至2000年的108.21億美元。1 至2009年，貿易額已達751億新加坡元。自2013年起，中國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商品貿易夥伴，2023年佔新加坡商品貿易總額的13.9%。同期，以投資流量計，新加坡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而自2007年起，中國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資目的地。2 這些數字須審慎解讀。記錄為新加坡投資的資金，有相當部分是其他地方的投資者透過新加坡控股公司輸送的資本，包括以該城市作為區域財資中心的跨國集團，以及匯集多國資本的基金。因此，新加坡作為中國最大外國投資者的地位，既反映其本身居民的財富，亦同樣反映其作為金融中介者的角色。反方向的情況亦一樣，因為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往往經由新加坡實體進行。 經濟關係的法律框架建基於《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於2009年1月1日生效。升級談判於國家主席習近平2015年國事訪問後展開，並於2018年11月結束。首份升級議定書於同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正式訪問期間簽署。3 2023年12月簽署的進一步升級議定書，於2024年12月31日生效。該議定書使該協定成為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首個以負面清單方式作出服務及投資承諾的自由貿易協定。在負面清單方式下，除明確排除者外，所有行業均屬開放。新加坡投資者在22個行業不再受外資股權上限規限，包括建造、零售及批發貿易、建築及城市規劃、技術測試以及租賃。4 對金融機構而言，該議定書的重要性不在於直接的讓步，而在於它所發出的訊號。新加坡是中國首個運用這種協定技術的亞洲夥伴，印證了該城市作為中國開放試驗場的角色。 這段關係最獨特之處，是政府對政府項目。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於1994年2月26日啟動，當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與內閣資政李光耀（Lee Kuan Yew）簽署了共同開發該園區的協議。園區面積278平方公里，其中80平方公里為中新合作區。5 構思是把新加坡的「軟件」，即源自裕廊工業區的規劃、行政及投資推廣方法，移植到一個中國城市。 最初幾年困難重重。新加坡的政聯公司起初持有開發公司65%的股權，而蘇州當局則推動另一個與之競爭的本地工業區。1999年，新加坡把持股減至35%，使地方政府在園區的成功中享有直接利益。園區於2001年首十個月錄得首筆盈利，金額為380萬美元。至2019年，其經濟產值達2,740億元人民幣。6 新加坡把這項教訓應用於其後的項目：制度知識的轉移，只有在地方利益與之一致時才會奏效。 第二個項目是中新天津生態城，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07年11月18日簽署其框架協議。生態城面積30平方公里，原計劃於2020年前容納35萬名居民。2019年其人口約達10萬，顯示生態城規劃的進展比工業發展緩慢。7 第三個項目是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於2015年啟動，集中於金融、航空、物流及資訊科技。8 與蘇州及天津不同，該項目沒有固定的地點。它旨在把中國西部與東南亞及新加坡的資本市場連結起來。其最顯著的成果是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由重慶經鐵路通往廣西北部灣的港口如欽州，再經海路通往新加坡及更遠的地方。至2019年9月，該通道已連接90個國家的190個港口。9 政府項目成為金融合作的載體。2013年2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指定中國工商銀行新加坡分行為人民幣清算行。1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與中國人民銀行於同年較早時加強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後，人民幣清算業務於2013年5月在新加坡推出。在2013年10月22日的聯合委員會會議上，中國把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計劃擴展至新加坡，額度為500億元人民幣。雙方亦同意人民幣與新加坡元直接交易，並就與蘇州及天津之間的跨境人民幣流動進行研究。11…
銀行與國有企業 現代新加坡最早的中國企業，是銀行及國營貿易公司。自1936年起已在新加坡的中國銀行，其後有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及其他內地機構加入。這些銀行服務區內的中國企業，並為商品及製成品貿易提供融資。中國國有企業亦以新加坡作為貿易及財資基地，部分更把附屬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SGX）上市。 這些上市公司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中國航油（China Aviation Oil）。該公司是國有航空燃料供應商的附屬公司，自2001年12月起在新加坡上市。2004年，該公司宣布在石油衍生工具上虧損5.5億美元，被形容為自1995年霸菱倒閉以來新加坡最大的金融醜聞。其行政總裁陳久霖（Chen Jiulin）承認包括內幕交易及虛假財務報表在內的控罪，而英國石油（BP）、淡馬錫及中國母公司則向該公司注資，以避免清盤。1 此案令新加坡監管機構認識到，一家上市的中國國有企業，可以同時具備新加坡公司的管治架構，以及直通北京的風險管理及匯報路線。第D部分第II章論述霸菱及市場紀律，提供了相關背景。 其後十年，一批中國民營企業以俗稱「S股」（S-chips）的身份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一連串會計醜聞損害其聲譽後，不少公司除牌或遭停牌。這段經歷令新加坡市場對資產、紀錄及管理層均位於中國、因而實際上超出新加坡調查人員能力範圍的上市申請抱持戒心。 新加坡本身的國家投資者，是最早投資中國銀行業的外國投資者之一。2005年，淡馬錫以31億美元收購中國銀行10%的股權，並在其首次公開招股中再投資5億美元。同年，淡馬錫向中國建設銀行投資逾10億美元，其後於2011年及2012年出售大部分持股。2 中國自此成為淡馬錫投資組合中最大的組成部分之一。截至2024年3月31日，其對中國的相關風險敞口為19%。第D部分第I章追溯其後的增長。3 因此，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資金是雙向流動的：新加坡國家作為投資者進入中國，中國私人資本則流向新加坡。 約自2020年起，一類新的中國企業來到新加坡。在中國發展壯大的科技及消費企業，尋求一個向國際擴張的基地，並日益希望藉此與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保持距離。2008年10月在南京創立的網上時裝零售商Shein，於2022年把總部遷往新加坡，但供應鏈仍留在中國。其後Shein計劃在倫敦上市，但於2025年受阻，部分原因是未能取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的批准。該公司最終於2026年8月底在香港上市。4 這段經過說明了一個基本道理。在新加坡設立總部，並不能使公司擺脫中國監管機構的管轄，後者繼續掌控在內地有業務的公司的境外上市。 字節跳動旗下的影片平台TikTok，亦把其國際管理層設於新加坡。其新加坡籍行政總裁周受資（Chew Shou Zi）於2024年接受美國國會質詢。路透社於2025年12月報道，分析員開始提及「新加坡洗白」（Singapore washing），意指把中國企業的註冊地設於新加坡，以減低其受中美緊張關係影響的做法。報道亦指出，在新加坡註冊的中國企業並無官方統計數字。報道引述的一家企業服務提供者表示，來自中國企業的查詢按年增加15%至20%。5 同一報道提及一家以新加坡為基地的數據中心公司，因涉嫌轉移英偉達（Nvidia）人工智能晶片而在美國受到調查。此案顯示，遷冊使中國企業進入新加坡的法律秩序，卻不能使其免受美國的審查。6 第H部分第IV章論述出口管制方面的問題。 官方投資統計證實了這一趨勢。經濟發展局（EDB）公布，2025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承諾為142億新加坡元，業務總開支承諾為89億新元。7…
中國家族為何前來 中國財富流向新加坡，背後有多重原因。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改革之後，中國的私人財富迅速增長，促使財富擁有人尋找可分散資產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因地利、語言及股票市場而自然成為首選。約自2019年起，香港的示威活動、2020年的《國家安全法》、疫情限制措施，以及中國針對科技及教育企業的監管整頓，促使許多家族把目光放得更遠。新加坡提供了一個以華人為主、普遍使用普通話的社會，加上政治穩定、普通法、成熟的私人銀行業，以及針對家族辦公室的稅務優惠。 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火鍋連鎖店海底撈的創辦人張勇（Zhang Yong）。他於2018年與家人移居新加坡，其後歸化為新加坡公民。《福布斯》於2021年7月估計其財富為158億美元。1 其他企業家相繼跟隨，但往往較為低調，有的透過永久居民身份、全球投資者計劃（GIP），有的只是設立家族辦公室，並為主事人及投資人員申請就業准證（EP）。 首選的載體一直是單一家族辦公室，連同一個符合《1947年所得稅法》第13O條及第13U條稅務優惠資格的基金。第E部分第III章詳細介紹這些計劃。獲批這些優惠的單一家族辦公室數目，由2020年底約400家增至2024年底逾2,000家。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並無公布按國籍劃分的數字。2024年10月，金融管理局主席向國會表示，許多獲批優惠的家族辦公室來自新興市場，而其所佔比例一直相對穩定。3 業界觀察人士一直認為，中國內地家族是其中最大的群體之一。 中國家族採用的架構往往有若干共通特點。家族辦公室是一家新加坡私人公司，透過信託或控股架構持有，而該信託或控股架構可設於新加坡、英屬維爾京群島或開曼群島。基金載體可以是可變資本公司（VCC），第E部分第IV章論述其特點。投資分散於環球股票、私募股權及房地產。許多家族仍大量持有在香港或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股份，令其風險集中於它們正試圖分散投資的經濟體。 中國家族亦利用新加坡信託進行傳承規劃。信託讓創辦人可以把擁有權與控制權分開，為數代人作出安排，並由中立的受託人持有營運公司的股份。對財富源自中國的家族而言，選擇新加坡受託人亦反映了新加坡法院的聲譽，以及當地信託公司服務亞洲客戶的經驗。 這些信託架構面對來自中國本身稅務當局的新風險。自2024年起，中國當局加強對富裕居民境外收入徵收所得稅的執法，涵蓋投資回報、股息及股份期權，稅率最高達20%。2025年，這項行動擴展至一般納稅人。同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增加11.5%，達到創紀錄的1.62萬億元人民幣。2026年，當局把目標轉向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境外信託。一項針對境外信託的新稅項於2026年10月生效。4 截至本文撰寫時，顧問仍在分析新規則的確切內容。 這項變化在新加坡國會引起關注。2026年9月8日，金融管理局主席就中國對境外信託課稅對新加坡財富管理業的影響作出書面答覆，解釋共同匯報標準（CRS）適用於金融帳戶資料，而不適用於房地產。5 對中國稅務居民而言，實際後果十分清楚。透過新加坡銀行戶口或信託持有的資產，會根據共同匯報標準向中國稅務當局申報。正如第E部分第II章所述，新加坡自2018年9月起已按該標準進行資料交換。6 因此，一個在新加坡屬稅務中性的架構，在中國可能須要課稅。 中國財富亦流入新加坡物業市場。政府的回應是提高外國買家的印花稅，最終規定外國人於2023年4月27日或之後購買任何住宅物業，須繳付60%的額外買家印花稅。7 已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中國買家受這項措施的影響較小。財富移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及其對住屋的影響，在本部分第V章論述。 註釋 Wikipedia，“Zhang Yong…
倡議與新加坡的定位 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阿斯塔納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翌月他在印尼發表演說，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自2016年起，這項合併計劃的英文名稱定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現時涵蓋逾150個國家的項目。1資金來自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及新設立的基金。絲路基金於2014年12月成立，資本為400億美元及1,000億元人民幣。單是中國銀行，在2015年至2020年間便向「一帶一路」項目提供逾1,850億美元貸款。2 新加坡在這項倡議中的位置頗為特殊。它本身的基礎設施無需外來融資，卻是「一帶一路」項目的主要投資者。3倡議中的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以新加坡為終點。老撾磨丁至萬象的鐵路通車後，西歐與新加坡之間連貫鐵路網的最後缺口亦告填補。新加坡政府在原則上支持這項倡議，同時把自己定位為區內項目的中立金融、法律及專業服務中心。2019年4月，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4 區內對基礎設施融資的需求龐大。Infrastructure Asia是新加坡政府透過新加坡企業發展局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設立的項目促進辦公室。它引述的估算指出，2016年至2030年間，發展中亞洲需要26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即每年約1.7萬億美元。實際投資估計每年為8,810億美元，不足所需的一半。5該辦公室與各國政府、發展商以及商業銀行和多邊銀行合作，把項目轉化為可獲銀行融資的方案。其職能是區域性的，並沒有提及「一帶一路」。然而實際上，東南亞不少項目都涉及中國承建商、中國貸款機構，或兩者兼有。 新加坡對這類項目的貢獻，在於金融中心所發揮的功能。新加坡的銀行安排銀團貸款及項目融資，往往與中國銀行並肩參與。保險公司及再保險公司承保建造風險及政治風險。律師事務所草擬合約，而合約常以英國法或新加坡法為準據法。爭議則提交新加坡仲裁。中國承建商及貸款機構亦以新加坡實體作為區域項目的控股及融資工具，令這座城市成為「一帶一路」部分業務的入帳中心。這些活動的規模並沒有作為獨立統計數字公布，因此有關新加坡在「一帶一路」融資中所佔份額的說法，應審慎看待。 法律服務這一環尤其重要。2025年，來自中國內地的當事人以378名之數，成為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最大的外國用戶群體，排在越南、印度及泰國之前。6這個數字部分源於一系列相關案件，該中心在其中擔任指定機構。即使如此，中國企業及其交易對手顯然看重中國法律體系以外的中立仲裁地，而中國國有企業的交易對手往往傾向如此。 法院進一步強化了這項優勢。2018年8月31日，新加坡最高法院與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簽署了關於承認與執行金錢判決的指導備忘錄。該備忘錄並無法律約束力，但它說明了雙方法院在甚麼條件下可承認對方的判決。7第F部分第III章探討的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SICC），其國際法官之中包括一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官張勇健。8這些安排連同仲裁，使中國企業對新加坡的爭議解決基礎設施日益熟悉。 「一帶一路」亦引起爭議。批評者認為，其貸款令借款國背負不可持續的債務，不過研究人員普遍質疑所謂蓄意「債務陷阱外交」的指控。AidData在202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部分由該倡議融資的港口亦可滿足中國未來的海軍需要。9對參與項目融資的新加坡機構而言，這些爭論轉化為具體風險：主權違約、貸款重新談判、借款國政局變化，以及項目一旦與貪污或環境破壞扯上關係所帶來的聲譽風險。新加坡的銀行亦已就燃煤發電廠融資制定本身的政策，而燃煤電廠正是中國早期海外投資的重要類別。第K部分第II章討論可持續金融。 註釋 Wikipedia，“Belt and Road Initiative”（2026年11月瀏覽）：絲綢之路經濟帶由習近平於2013年9月7日在阿斯塔納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於「翌月」在印尼的一次演說中提出；英文名稱“Belt and…
財富來源與中國外匯管制 任何涉華業務關係的首個合規問題，都關乎資金的來源。中國對資本流動實施管制：個人每年可把有限數額的人民幣兌換為外幣，一般為5萬美元，用途不得為境外投資。1因此，中國居民在境外持有的大筆款項，可能經由獲批准的對外投資、在境外賺取的業務收益離開中國，亦可能經由違反中國法律的渠道流出，例如地下錢莊、虛報貿易發票，或借用多人的外匯額度。 新加坡本身並無外匯管制，因此新加坡的銀行無從執行中國的外匯管制。然而，銀行仍須了解款項如何到達新加坡，因為用以規避資本管制的渠道，同樣是轉移犯罪得益的渠道。因此，對財富來源作出合理說明，並以公司帳目、買賣協議、報稅表及獲批准對外匯款紀錄等文件佐證，是中國客戶盡職審查的核心。第H部分第III章說明《1992年貪污、販毒及其他嚴重罪行（沒收利益）法》（CDSA）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各項公告的整體框架。 2023年8月的洗錢案顯示了這些風險如何成為現實。2023年8月15日，新加坡警方拘捕十名外國人。他們全部來自中國閩南地區，持有多國護照，其中包括中國以外國家的護照。最終被扣押、凍結或受禁止處置令約束的資產，價值約30億新加坡元。十人全部認罪，分別被判監13至17個月。其中一人自2017年起因非法網上賭博而被中國通緝。22025年7月，MAS就九家金融機構違反與該案有關的打擊洗錢規定，向它們處以合共2,745萬新元罰款。3第E部分第VI章敘述調查、審訊及立法回應。 對涉華業務而言，此案帶來三項教訓。第一，透過投資入籍計劃取得的外國護照，可以掩蓋客戶的中國背景及隨之而來的中國法律風險，因此必須確立客戶完整的國籍及居留紀錄。第二，聲稱來自中國網上遊戲、借貸或房地產的財富，須特別審查，因為根據中國法律，這些行業與非法活動有關。第三，家族辦公室或物業組合可為客戶塑造體面的形象，而相關資金未必配得上這種形象。2025年7月的罰款顯示，曾為被告提供服務的數家機構，未有充分重視這些特徵。 涉華結構亦會引起中國法律的問題。許多中國企業家透過離岸結構持有其公司，而這些結構有賴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機關的批准，Shein一案正好說明這一點。中國稅法的變化，例如2026年10月生效的離岸信託課稅規定，可在結構設立後改變其經濟邏輯。中國有關資料保護及個人資訊出境的規則，亦可能限制中國客戶或公司可合法向新加坡銀行提供的文件。顧問需要中國法律專業知識，不論來自內部還是合作律師事務所，才能識別這些問題。 兩個法律秩序之間的關係，亦受到協助請求的可能性影響。在某些案件中，中國與新加坡就追逃追贓進行合作。中國的反貪運動亦曾引發對官員及其親屬境外資產的查詢。新加坡機構如持有中國政治人物或與之有關連的家族的財富，必須評估該財富源於貪污的風險，以及成為刑事司法互助請求對象的風險。 中美之間的競爭構成另一層風險。自2022年10月起，美國對輸往中國的先進運算芯片及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管制。4轉售芯片、營運數據中心或為科技貿易提供融資的新加坡公司，可能發現自己成為美國調查的焦點，Megaspeed調查便是一例。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制裁、美國對投資中國科技行業的對外投資規則，以及中國本身的2021年《反外國制裁法》，可令新加坡銀行夾在互相衝突的法律義務之間。5 在法律上，新加坡並不執行美國的單邊制裁。然而，新加坡的銀行依賴美元及紐約代理銀行的渠道，使美國規則在新加坡具有實際影響力。第H部分第IV章探討法律框架，第K部分第V章則探討這個金融中心在兩大強國之間的策略選擇。 涉華業務核對清單 確立客戶完整的國籍及居留紀錄，包括透過投資計劃取得的護照及任何曾持有的中國國籍。以可核實的中國紀錄記錄財富來源，例如公司帳目、報稅表、股份出售紀錄及對外投資批准文件。查問資金如何離開中國，以及匯款是否符合中國外匯管制規定；對經第三方或貿易公司進行而未獲解釋的匯款，應視為警號。評估客戶的中國稅務狀況，包括境外收入及離岸信託的課稅；並須記住，中國稅務居民在新加坡的帳戶及信託，須按共同匯報標準（CRS）申報。識別政治人物及其親屬，包括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的官員，並評估日後出現刑事司法互助請求的風險。按美國、歐洲及聯合國的制裁及出口管制名單篩查交易對手、貨品及技術，並檢查中國的反制裁規則會否影響交易。檢查上市、重組或數據轉移是否需要中國監管機構批准。就項目融資及「一帶一路」交易，在開始時便選定準據法、仲裁地及強制執行途徑，並考慮新加坡最高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之間的指導備忘錄。定期檢討現有的涉華結構，因為中國稅務、外匯管制及上市規則的變化，可改變這些結構的法律及經濟邏輯。 註釋 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個人購匯年度便利化額度（等值5萬美元）的規定，並限制將外匯用於境外證券、物業及保險投資。 ↩ Wikipedia，“2023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case”（2026年11月瀏覽）：2023年8月15日的突擊搜查；十名外國人被捕及被控，“Chinese nationals…
瑞士與中國 瑞士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之一，於1950年1月17日作出承認。2013年，瑞士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當時與中國簽訂這類協定的歐洲國家寥寥可數。2015年1月，瑞士國家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在瑞士進行人民幣清算的備忘錄。自2022年7月起，一項互聯互通計劃讓中國企業可在SIX瑞士證券交易所上市全球存託憑證，2022年已有逾十家中國企業藉此籌集約15億美元。1中國在瑞士最矚目的投資，是中國化工（ChemChina）以約430億美元收購巴塞爾農業化工集團先正達（Syngenta）。交易於2016年2月宣布，2017年6月26日完成。2 日內瓦本身亦透過其私人銀行及貿易行接收來自中國的財富，而中國商品貿易商亦在湖畔設有辦事處。然而，兩地與中國關係的規模大不相同。對日內瓦而言，中國是眾多重要市場之一。日內瓦的區域專長在別處，即非洲、中東及歐洲，正如日內瓦卷第I部分所示。對新加坡而言，中國是最大貿易夥伴、新財富的主要來源，亦是廣義上的鄰居。日內瓦的銀行家與中國客戶隔着距離往來，語言和法律文化都不相同。新加坡的銀行家則往往與客戶語言相通，文化亦部分相近。這有助建立關係，卻也可能削弱合規所需的批判距離。 香港才是新加坡爭取中國資本的真正競爭對手。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擁有本身的普通法制度，並透過股票通及債券通與內地市場連接。自2024年起，香港與內地亦有相互承認民商事判決的安排。3為吸引家族財富，香港推出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向投資最少3,000萬港元於合資格資產的投資者批出居留權。4對中國企業而言，在香港上市仍是取得國際資本的必然途徑，Shein於2026年8月上市便印證了這一點。 新加坡的優勢在於它與北京之間的距離。對一個既要在財務上、亦要在政治上分散風險的中國家族而言，新加坡信託、新加坡家族辦公室及新加坡居留身份，提供了香港已無法提供的一定程度的區隔。這項優勢同時也是一種限制。新加坡愈被視為躲避中國政策的避風港，便愈須審慎處理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其監管機構亦必須確保所接收的資金乾淨，因為中國政府與客戶不同，並不視外逃資本為合法。 鄧小平訪問新加坡：1978年11月。互設商務代表處：1981年9月。建立外交關係：1990年10月3日。提升為「全方位高質量的前瞻性夥伴關係」：2023年4月1日。自1990年代中期起在新加坡受訓的中國官員：逾50,000人。蘇州工業園區：1994年2月26日簽訂協議，面積278平方公里。中新天津生態城：2007年11月18日簽訂框架協議，面積30平方公里。中新自由貿易協定生效：2009年1月1日。進一步升級議定書生效：2024年12月31日。2023年中國佔新加坡貨物貿易的比重：13.9%。新加坡人民幣清算：自2013年5月起。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500億元人民幣（2013年），1,000億元人民幣（2015年）。2025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承諾：29億新加坡元，佔總額20.6%，2024年則為2.5%。2023年洗錢案中被扣押或凍結的資產：約30億新元。享有第13O條或第13U條優惠的單一家族辦公室：逾2,000家（2024年底）。2025年7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對九家機構的罰款：2,745萬新元。 註釋 Wikipedia，“China–Switzerland relations”（2026年11月瀏覽）：1950年1月17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9月14日起建立外交關係；2013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2015年1月瑞士國家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人民幣清算安排諒解備忘錄；互聯互通計劃於2022年7月下旬獲批，2022年逾十家中國企業在SIX上市全球存託憑證，籌集約15億美元。 ↩ Wikipedia，“Syngenta”（2026年11月瀏覽）：中國化工於2016年2月宣布收購要約；價格約430億美元（每股480瑞士法郎）；交易於2017年6月26日完成；總部設於巴塞爾。 ↩ Arrangement on Reciproc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由海外華人與祖籍地的聯繫，發展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一轉變始於1978年11月鄧小平的訪問，並在1990年10月3日建交時正式確立。自2013年起，中國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則是中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支撐這一關係的，包括自2009年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蘇州、天津及重慶的政府合作項目，以及自2013年起的人民幣清算及投資額度。中國科技企業、企業家及家族把新加坡作為國際擴張及財富規劃的基地。這股潮流在2025年達到新的規模，當年中國企業作出29億新加坡元的固定資產投資承諾。「一帶一路」倡議借助了新加坡的銀行、律師及仲裁中心；2025年，中國內地當事人是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最大的外國用戶群體。這些資金流動需要審慎的盡職審查，涵蓋財富來源、中國外匯管制及稅務規則，以及美國出口管制及制裁。2023年的洗錢案及中國自2026年10月起對離岸信託課稅，都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