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兩個鄰國，彼此共享一道海峽、一段歷史，以及日常經濟生活的一大部分。印尼是東南亞人口最多的國家，位於南面，橫渡新加坡海峽只需短短一程渡輪。馬來西亞則位於北面長堤對岸，新加坡於1965年與其分家。兩國均為這個城市供應食水、勞動力、糧食、能源及工業用地，亦為其銀行、財富管理機構及家族辦公室提供了相當大比例的客戶。本章從金融中心的角度，審視新加坡與兩個近鄰的經濟關係：印尼家族在新加坡持有的財富、廖內群島及柔佛的跨境特區、雅加達與吉隆坡試圖藉以把未申報資產帶回國內的稅務特赦，以及地理鄰近所帶來的機遇與風險。 這個課題歷史悠久。前面各章已指出，1819年的自由港建於柔佛—廖內蘇丹國的領土之上，其繁榮自始便依賴群島及馬來半島的貿易。1824年、1965年及其後劃定的政治邊界，改變了這些聯繫的法律形式，卻沒有令其中斷。昔日同一地區之內的貿易，變成了跨境貿易、跨境投資，並愈來愈多地變成跨境財富管理。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每個毗鄰較大鄰國的金融中心都要面對的：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為鄰國公民的財富提供服務？鄰國收緊稅法時，它如何回應？它又如何與鄰國分享跨境增長的成果？ 日內瓦卷就一個被法國包圍、又鄰近意大利的城市提出了相同的問題。日內瓦與其法國腹地的關係（當中涉及107,200名跨境通勤人士），以及法國和意大利藉以向存放於瑞士的資產追收稅款的規範化計劃，都提供了有啟發性的對照。本章末的比較會說明這些對照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以及新加坡的處境有何不同，因為新加坡的鄰國都是大型發展中經濟體，本身的金融體系仍在成長。 新加坡是印尼家族財富最重要的海外存放地。在印尼2016至2017年的稅務特赦中，印尼人申報了存放於新加坡的資產751.19萬億印尼盾，約佔所有已申報海外資產的73%，但從新加坡匯回的資產只有約85萬億印尼盾。新加坡亦是印尼遙遙領先的最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其中部分是經新加坡控股公司轉投的印尼及國際資本。在廖內群島，巴淡、民丹及吉里汶自1970年代起，尤其是自1989年的成長三角提出以來，一直被發展為新加坡工業經濟的延伸。新加坡與印尼的引渡條約自2024年3月起生效。在馬來西亞方面，2025年1月7日達成協議的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佔地約3,571平方公里，提供5%的公司稅率、知識型員工15%的所得稅率，以及森林城市單一家族辦公室的零稅率。地理鄰近為新加坡帶來客戶、土地、勞動力及增長，但亦令這個金融中心承受鄰國的資本管制、稅務政策、金融罪行及環境危機的影響。
由歷史塑造的關係 新加坡與印尼的關係始於衝突。在1960年代初的對抗（Konfrontasi）期間，印尼反對成立當時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西亞，並派遣破壞分子越過海峽。1965年初，兩名印尼海軍陸戰隊員在烏節路的麥唐納大廈引爆炸彈；二人於1968年被處決後，約300名學生衝擊新加坡駐雅加達大使館。兩國直至1967年9月7日，即東盟成立一個月後，才建立外交關係。1 其後的區域外交，是第F部分第IV章的主題。 經濟聯繫很快便證明比衝突的記憶更為牢固。在蘇哈托總統的新秩序（New Order）時期，印尼經濟迅速增長，並孕育出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其中不少由印尼華人家族擁有。對這些家族而言，新加坡提供了本國當時尚未能提供的條件：穩定的貨幣、會執行合約的銀行、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一個讓他們的語言和商業網絡都如魚得水的社會。他們在這個城市開立戶口、購置物業，並設立控股及貿易公司。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及1998年5月雅加達的暴亂（見第D部分第III章）加快了資本和家族的轉移。此後，許多集團一直把部分庫務、管理層及家族財富留在新加坡。 存放於新加坡的印尼財富究竟有多少，長期以來只是估算和傳聞。首批確實數字來自印尼2016至2017年的稅務特赦，下文第4節會加以討論。截至2017年3月底，印尼納稅人申報存放於新加坡的資產達751.19萬億印尼盾，佔所有已申報海外資產的73.08%，遠超英屬維爾京群島的7.48%、香港的5.47%及開曼群島的5.14%。按當時報道所隱含的匯率計算，新加坡的數字約相當於560億美元。2 這些數字低估了實際金額。它們只涵蓋參與者選擇申報的資產，而許多由英屬維爾京群島或開曼群島公司持有的資產，本身亦是從新加坡管理的。當時的估算認為，印尼人在新加坡的財富總額遠高於此。特赦結束時發表的一項分析估計，印尼人在新加坡持有約2,600萬億印尼盾，其中約650萬億印尼盾為物業等不可投資資產。一名印尼稅務分析師在2016年聲稱，新加坡銀行近60%的客戶為印尼公民。3 沒有官方來源證實這個數字，它大概是指來自區內的私人銀行客戶。儘管如此，這個數字顯示了印尼財富在雅加達眼中是何等重要。 新加坡亦是印尼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根據印尼投資部的資料，來自新加坡的投資者在2024年投資201億美元，2025年投資174億美元，約佔該年所有外來直接投資的30%。2025年緊隨其後的是香港（106億美元）、中國（75億美元）及馬來西亞（45億美元）。2010至2025年間，新加坡貢獻了2,055.71萬億印尼盾，即印尼所有外來直接投資的28.6%。4 這些統計記錄的是直接投資者所在的國家。登記為新加坡投資的款項，很大部分是從新加坡管理東南亞業務的跨國集團的資本，第I部分第I章對此有所說明。另一部分則屬於透過新加坡工具持有本國公司的印尼家族和集團。這類架構可帶來新加坡銀行及資本市場的渠道、投資條約的保障，以及解決股東糾紛的中立場所。它們亦曾讓部分擁有人把印尼資產的最終擁有權隱藏起來，不讓印尼稅務當局察覺，這也是雅加達一再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原因之一。 兩國之間的稅收協定為這些資金流提供了框架。原協定自1992年起生效。經更新的協定於2020年2月4日由新加坡的Indranee Rajah及印尼的Sri Mulyani Indrawati簽署。新協定降低了特許權使用費及分行利潤的預扣稅率，豁免來源國對若干資本增值的課稅，並納入國際反濫用協定標準。5 經修訂的協定於2021年7月23日生效，並自2022年1月1日起實施。6 新協定的主要目的測試，令以取得協定優惠為主要目的的架構更難享有這些優惠。 數十年來，對新加坡的私人銀行而言，印尼一直是新加坡本土以外最重要的單一市場。印尼客戶傳統上直接由新加坡提供服務，由客戶親自前來會見銀行家。這種關係往往跨越幾代，並把私人銀行服務與為家族企業集團提供的企業銀行服務結合起來。新加坡的本地銀行亦在印尼建立了自己的業務：星展銀行（DBS）、華僑銀行（OCBC）及大華銀行（UOB）均在印尼經營銀行附屬公司，讓它們了解客戶在印尼本土的業務。7 自歷次特赦以來，印尼家族財富的結構已經改變。昔日以編號戶口或代名戶口持有的資產，現已在印尼申報，並根據自動交換資料制度向當局通報。許多家族把資產留在新加坡，並改以信託、控股公司及單一家族辦公室重組，其稅務處理是第E部分第III章及第IV章的主題。動機已由保密轉向安全：分散印尼盾風險、取得國際投資的渠道、傳承規劃，以及防範政治風險。印尼客戶仍是這些架構最重要的使用者之一，另一主要群體是第I部分第II章所探討的中國客戶。 註釋 Wikipedia,…
由巴淡管理局到成長三角 廖內群島位於新加坡以南6至20公里，與新加坡隔着新加坡海峽。正如第A部分所述，十九世紀時，這些島嶼與新加坡同屬一個蘇丹國，並為新加坡的甘蜜及胡椒種植園提供供應。巴淡的現代發展始於1973年第41號總統令，該令把巴淡島劃為工業區，由一個發展管理機構負責，該機構後來稱為巴淡管理局（BP Batam）。其公開宣示的目標，是把巴淡打造成印尼版的新加坡。1 決定性的一步來自新加坡。1989年，時任副總理吳作棟公開提出建立一個連接新加坡、柔佛及廖內群島的成長三角，簡稱SIJORI。構想很簡單：新加坡有資本、管理、基礎設施及進入世界市場的渠道，但土地和勞動力不足；柔佛和廖內有土地和勞動力，卻缺乏其他要素。1994年12月17日，李顯龍、Rafidah Aziz及Hartono簽署諒解備忘錄，把這個組合正式定名為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成長三角。2 巴淡的法律框架曾多次重建。2006年6月，兩國政府議定一個框架，使巴淡以及民丹和吉里汶的部分地區成為與新加坡相連的經濟特區，在巴淡與新加坡之間運送的貨物免徵關稅及增值稅。其後，有關自由貿易區的2007年第44號法律為巴淡成為為期七十年的自由貿易區提供了依據。2016年，第8號總統令把特區的監督權移交雅加達的經濟統籌部長辦公室。3 頻繁的變動反映了雅加達、省政府與地方管理機構之間反覆出現的角力，焦點在於由誰控制這個島嶼及其收入。 巴淡成為新加坡的工業附屬區。第一個大型工業區巴淡工業園（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於1990年啟用，由新加坡政聯公司與印尼最大企業集團之一的三林集團（Salim group）合資經營。4 電子裝配和造船成為主要產業。5 巴淡市的人口由1970年代初的數千人，增至2020年人口普查時的1,196,396人，2025年中的官方估計為1,296,960人。6 新加坡至今仍是主要投資者。2023年上半年，巴淡的外來投資達12億美元，大部分來自新加坡，而本地投資則為1.68億美元。最新一波投資集中於數碼基礎設施。數據中心需要土地和電力，兩者在新加坡均屬稀缺，同時亦需要與新加坡網絡的高速連接。2026年7月，一條連接巴淡農沙數碼園（Nongsa Digital Park）與樟宜、全長50公里的海底電纜竣工。2026年6月，一家澳洲公司宣布計劃在巴淡興建一個360兆瓦的人工智能園區，預定於2027年第一季投入營運。7 這類項目的融資，無論是項目貸款、基礎設施基金還是私人信貸，大多在新加坡安排。 能源已成為另一個合作領域。新加坡計劃在2035年前進口最多6吉瓦的低碳電力，可滿足該年約30%的需求。廖內群島擁有土地和太陽能潛力，是顯而易見的來源。能源市場管理局曾進行多項進口試驗，其中包括從馬來西亞半島進口100兆瓦電力，以及從巴淡附近布蘭島（Pulau Bulan）一個太陽能發電場輸入相當於100兆瓦的電力。8 廖內群島配備電池儲能的大型太陽能項目，每個都需要數十億元資本，從而為項目融資及綠色債券創造了市場，第K部分第II章會加以討論。與此同時，這些項目亦令新加坡的能源安全部分取決於印尼的許可及政局。…
分家與金融機構的分拆 與馬來西亞的關係有着不同的起點。新加坡自1963年起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直至1965年8月9日分家，第C部分第II章對此有所探討。1 分家後，金融體系只是逐步分拆。兩國貨幣一直按面值互換，直至1973年5月8日馬來西亞政府終止這項安排為止。2 隨着貨幣互換結束，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分拆為吉隆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但兩國的公司在其後數年仍繼續在對方的交易所上市。3 1971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成立（見第C部分第V章），亦屬於這個分拆過程的一部分。 兩國的銀行體系仍然緊密相連。馬來西亞兩大銀行集團馬來亞銀行（Maybank）及聯昌國際（CIMB）在新加坡經營龐大業務，而華僑銀行及大華銀行則在馬來西亞經營大型附屬公司。4 數個馬來西亞企業集團源於新加坡，或把庫務設於新加坡。許多馬來西亞家族亦與印尼家族一樣，使用新加坡的銀行及家族辦公室。 日常生活把柔佛與新加坡連繫得比區內任何其他邊境更為緊密。柔佛－新加坡長堤於1920年代啟用，承載公路及鐵路交通。在一般日子，長堤連同第二通道每日約有300,000名旅客使用。2024年3月28日，即耶穌受難節長週末前夕，創紀錄的510,000人經陸路關卡出入新加坡。5 這些通勤人士大多是在新加坡工作、在住屋較便宜的柔佛居住的馬來西亞人。許多新加坡人則在新山購物、用膳及擁有物業。 1962年的水供協議象徵着兩地的相互依存。根據該協議，新加坡每日可從柔佛河抽取最多2.5億加侖的水，直至2061年。交通連繫正在更新。由於兩國政府未能在2020年12月31日的限期前就修改方案達成協議，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速鐵路項目於2021年1月1日取消。規模較小、於2018年議定的新山至兀蘭捷運系統（Rapid Transit System Link）是一條長4公里的路線，預計每小時每個方向的載客量約為10,000人次。2026年10月，其通車日期延至2027年2月。6 柔佛曾多次嘗試把地理鄰近轉化為增長。2006年11月8日設立的依斯干達特區（Iskandar Malaysia）是第一次大型嘗試。特區涵蓋新山周邊約2,300平方公里，並宣稱累計投資超過4,130億令吉。兩國政府的聯合部長級委員會自2007年起定期開會，協調特區的發展。7 依斯干達吸引了工廠、港口、大學及住宅區，但其住宅項目亦顯示了由外來資金推動的投機式發展所帶來的風險。 森林城市（Forest City）是最明顯的例子。這個在柔佛西岸對開、與新加坡隔海相望的人工島項目，主要由中國發展商碧桂園出資，碧桂園持有與柔佛州政府公司合營企業的60%權益。碧桂園於2023年10月拖欠其境外債券後，項目留下大量未售出的單位。8 馬來西亞的回應，是把森林城市劃為特別金融區，下文會加以討論。這段經歷顯示，柔佛的特區對新加坡而言既是機遇，亦在新加坡專長的部分服務領域構成競爭。 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是迄今最雄心勃勃的嘗試。2023年7月14日宣布成立聯合工作小組後，雙方於2024年1月11日簽署諒解備忘錄。協議本身於2025年1月6日由負責部長簽署，並於2025年1月7日在布城舉行的第十一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在安華（Anwar…
印尼2016至2017年的特赦 過去十年，對存放於新加坡的印尼財富影響最大的事件，是根據有關稅務特赦的2016年第11號法律，於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31日推行的稅務特赦。印尼此前曾於1964年、1984年及2008年推行特赦，成效均屬有限。1 2016年的計劃旨在為佐科總統（Joko Widodo）的基礎設施計劃籌集收入，並在自動交換資料開始之前，把境外財富納入國內稅基。參與者申報未披露的資產，並繳付贖金（redemption charge），其比率視乎申報日期，以及海外資產是否匯回而定。匯回的資產適用的比率，低於只作申報的資產。 結果在一方面令人矚目，在另一方面則令人失望。合共965,983名納稅人申報了4,865.7萬億印尼盾的資產，約相當於3,660億美元，接近印尼國內生產總值的40%，超出政府4,000萬億印尼盾的目標。贖金收入達114萬億印尼盾，目標則為165萬億印尼盾。然而，匯回的資產只有147萬億印尼盾，目標則為1,000萬億印尼盾。當時的觀察者形容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稅務特赦之一。2 無論在申報還是匯回方面，新加坡都佔最大份額。已申報的海外資產中，73%存放於新加坡。匯回的資產中，84.52萬億印尼盾（約58%）來自新加坡，其次是開曼群島（16.51萬億印尼盾）及香港（16.28萬億印尼盾）。3 比較這兩個數字，是理解這段經歷的關鍵。印尼納稅人申報存放於新加坡的資產，價值接近他們匯回國內資產的九倍。他們選擇向印尼稅務當局把自己的稅務狀況規範化，同時把財富留在新加坡。 這次特赦是對新加坡金融中心的考驗。印尼評論員指責新加坡的銀行勸阻客戶匯回資產。2016年7月的一篇報道聲稱，有銀行提出代客戶支付匯回與申報兩者比率之間的差額，讓客戶申報資產後把資產留在新加坡。4 報道中引述的分析師認為，這類安排屬正常的商業競爭，亦屬合法。儘管如此，這些安排加深了雅加達方面認為新加坡從印尼逃稅中獲利的印象。 新加坡政府以透明度回應。2017年6月21日，新加坡簽署了自動交換金融帳戶資料的《多邊主管當局協議》，並把印尼列為擬交換夥伴。2017年7月12日，財政部宣布，一旦印尼制定所需法律並設立保密保障措施，新加坡已準備好與印尼建立自動交換關係。5 印尼已在2017年5月以一項代替法律的政府法規，讓其稅務當局取得金融帳戶資料，該法規其後獲法律確認，資料交換於2018年開始。6 第E部分第II章追溯了銀行保密制度在外國稅務方面更廣泛的終結。對印尼客戶而言，結果是他們新加坡戶口的資料開始每年流向雅加達。 五年後，印尼推行了第二個計劃。自願披露計劃（以印尼文縮寫PPS為人所知）根據有關稅務規例協調的2021年第7號法律，於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推行。計劃提供兩項政策。第一項適用於2016年特赦的參與者中，仍未申報2016年前所取得資產的人士；第二項適用於擁有2016至2020年間所取得而未申報資產的個人。7 第一項政策下的最終所得稅率為6%至11%，第二項政策下則為12%至18%。最高稅率適用於沒有匯回的海外資產，最低稅率則適用於投資於政府債券、天然資源加工或可再生能源的資產。8 與2016年相比，成果較為有限。合共247,918名納稅人披露了594.82萬億印尼盾的淨資產，並繳付61.01萬億印尼盾的所得稅。國內申報佔498.88萬億印尼盾，海外申報佔59.91萬億印尼盾，匯回佔13.70萬億印尼盾，另有22.34萬億印尼盾承諾作投資之用。新加坡再次位居資產來源國之首，有7,997名參與者，資產約57萬億印尼盾。這個數字佔所有海外申報及匯回總額的四分之三以上。9 馬來西亞以較小規模走上類似的道路。其特別自願披露計劃於2018年11月2日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容許納稅人披露未申報的收入，包括存放於境外戶口的收入：在2019年6月30日前披露的罰款減至10%，在延長後的限期2019年9月30日前披露則為15%。內陸稅收局從286,428名參與者（包括11,176名新納稅人）收取了78.8億令吉的稅款及罰款。10 第二輪計劃於2023年6月6日至2024年5月31日推行，共收到141,406宗披露，涉及12.9億令吉此前未申報的稅款，超出政府10億令吉的目標。11 兩個計劃均不要求匯回資產。因此，對新加坡而言，馬來西亞的披露主要意味着馬來西亞人的戶口在無須離開這個城市的情況下變得稅務合規。 2024年底，印尼政府及國會把一項修訂2016年第11號法律的法案列入2025年的優先立法清單，令第三次特赦成為可能。12…
腹地、市場與客戶來源 印尼和馬來西亞擁有亞洲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中產階級之一。對新加坡而言，兩國同時是腹地、市場和客戶來源。它們提供新加坡銀行融資的交易、在新加坡交易所（SGX）上市或在新加坡籌集私人資本的公司、新加坡貿易商經手的商品，以及新加坡資產管理人投資的財富。兩國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新加坡作為區域總部的成功，第I部分第I章對此有所探討。反過來，鄰國亦依賴新加坡提供資本、服務及進入世界市場的渠道，儘管它們愈來愈多地嘗試建立本身的金融中心，由雅加達、吉隆坡，以至柔佛和廖內群島的特區皆然。 這種相互依存帶有政治層面。新加坡每次成功吸引區內財富，都可能在雅加達或吉隆坡被描繪為國家經濟的損失。因此，新加坡歷屆政府一直悉心經營這些關係，方式包括每年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設立聯合部長級委員會，以及推動上文所述特區等合作項目。金融中心受惠於這種外交，卻無法取而代之。 鄰國的經濟政策可以直接影響新加坡。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1998年9月1日，馬來西亞實施資本管制，固定令吉匯率，並要求把境外令吉匯回國內。1 這些管制亦凍結了新加坡場外市場中央限價買賣盤冊（Central Limit Order Book）上的馬來西亞股份交易。約172,000名投資者（大部分為新加坡人）持有、價值約44.7億美元的股份被無限期凍結。2 投資者在其後數年才分階段重新取得其股份。3 這段經歷讓新加坡投資者明白，對鄰國資產的法律權利，其穩妥程度只及該鄰國的政策。 貨幣政策至今仍是摩擦的來源。2016年11月，馬來西亞國家銀行對境外的令吉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交易（其中大部分在新加坡進行）採取行動，並要求馬來西亞境內的銀行確認不參與該市場。4 印尼亦限制印尼盾在境外使用。對新加坡的銀行而言，這些措施限制了它們能以兩個最大鄰國貨幣提供的產品，並要求它們密切監察每項變動。 地理鄰近亦令新加坡承受鄰國貪污及金融罪行的影響。在一馬發展公司（1MDB）事件中，從一家馬來西亞國營投資公司挪用的資金流經新加坡的銀行，導致兩家銀行於2016年在新加坡被關閉，另有數家銀行被罰。5 第E部分第VI章探討了此案。印尼的貪污案件多次牽涉位於新加坡的資產或人士，而2022年的引渡條約正是為處理這個問題而商訂的。兩國的政治人物（PEP）是新加坡銀行最重要的高風險客戶之一。第H部分第III章所述有關客戶盡職審查、可疑交易報告及加強盡職審查的規則，對他們尤其適用。 風險是雙向的。馬來西亞和印尼當局愈來愈多地透過刑事司法互助，向新加坡要求取得資料、發出凍結令及歸還資產。新加坡是否願意迅速回應，並把資產歸還罪行受害人，是對其作為廉潔金融中心的公信力的考驗。第H部分第V章描述了跨境合作的工具。 一種較不尋常的風險經由空氣而來。蘇門答臘及加里曼丹的森林和泥炭地焚燒，往往是為開闢種植園而清理土地，多次令新加坡籠罩在煙霾之中。2013年6月21日，三小時污染物標準指數創下401的紀錄，遠高於1997年煙霾期間創下的226點前紀錄。新加坡以《2014年跨境煙霾污染法》作出回應，該法於2014年9月25日生效，容許對在新加坡境內或境外、其行為導致或促成新加坡煙霾污染的公司提起法律程序。2015年，國家環境局向六家印尼公司送達法律通知。6 自2026年9月起，煙霾隨着當年的印尼山火再度出現。 對金融中心而言，煙霾不僅是健康問題。新加坡的銀行為種植公司提供融資，其中部分公司屬於在受影響地區擁有種植園的新加坡上市集團。向與非法焚燒有關的公司貸款，會令銀行承受法律、聲譽及氣候風險，而MAS有關環境風險管理的指引及可持續金融框架正是針對這些風險。第K部分第II章描述了這些規則。因此，煙霾把鄰近關係與金融中心的可持續發展議程連繫起來。 執業者核對清單 確定每名印尼及馬來西亞客戶在本國的稅務狀況，包括是否參與2016至2017年的特赦、2022年的披露計劃，或馬來西亞2018至2019年及2023至2024年的計劃，並把有關文件存檔。假設戶口資料每年會根據共同匯報標準向雅加達和吉隆坡申報，並設計在全面披露後仍經得起審視的架構。按照2020年經修訂稅收協定的主要目的測試，以及印尼有關受控外國公司的規則，檢視為印尼投資而設的控股架構。就客戶及交易對手在兩國的政治關聯進行篩查，並假設2022年的引渡條約及刑事司法互助已令新加坡不適合作為犯罪得益的避難所。就在柔佛或廖內群島的投資，核查每個特區的優惠條件、申請限期及主管當局，並為政策變動預作準備。在承諾以令吉及印尼盾提供流動性之前，考慮這兩種貨幣的貨幣及資本流動限制，包括1998年的經驗。向鄰國的種植、採礦及能源公司貸款時，把火災、毀林及煙霾風險納入環境盡職審查的評估範圍。…
日內瓦與其鄰國的關係更為緊密。日內瓦州幾乎完全被法國包圍，跨境的大日內瓦都會區人口逾一百萬，其中58%居於瑞士。2026年初，有107,200名跨境通勤人士在日內瓦工作，大部分是法國居民。根據1973年的一項協議，日內瓦須把從他們工資中預扣的部分稅款，退還予鄰近的法國省份。1 每日經長堤往返的柔佛通勤人士，對新加坡亦扮演相似的角色，但新加坡並無任何相應的分稅安排。在這兩個城市，鄰國都提供了金融中心本身無法提供的住屋和勞動力。 規範化計劃提供了第二個對照。法國於2013年設立的更正申報處理部門，收到約51,000宗申請，把約320億歐元的資產規範化，其中約90%存放於瑞士。意大利2009年的scudo fiscale以5%的劃一稅率，帶來約800億歐元的申報。印尼2016至2017年的特赦在規模上超越兩者。與歐洲的情況一樣，大部分已申報的財富在規範化後仍留在外國金融中心。盧加諾的意大利客戶業務在銀行保密制度終結後大幅萎縮，顯示了假如新加坡的印尼客戶離去，新加坡可能面對的情況。2 這些客戶大多留下，反映了新加坡服務的深度，以及區內缺乏可信的替代選擇。 兩者的差異與相似之處同樣重要。日內瓦的鄰國都是成熟經濟體，其金融中心巴黎和米蘭與日內瓦平起平坐地競爭。新加坡的鄰國則是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其金融體系仍在成長，政府往往視新加坡為實現本身抱負的障礙。因此，這種關係更具政治性，亦對主權問題更為敏感，就引渡及空域問題進行的數十年談判便是明證。另一方面，新加坡可以向鄰國提供日內瓦無法向法國提供的東西：聯合發展項目。廖內群島和柔佛的特區，在日內瓦周邊並無真正的對應。這些特區令新加坡既是存放鄰國財富的地方，亦成為鄰國增長的夥伴。 印尼人在2016至2017年特赦中申報存放於新加坡的海外資產：751.19萬億印尼盾，佔所有已申報海外資產的73.08%；從新加坡匯回：84.52萬億印尼盾。特赦總數：965,983名參與者，申報4,865.7萬億印尼盾，匯回147萬億印尼盾，目標為1,000萬億印尼盾。2022年披露計劃：247,918名參與者，披露594.82萬億印尼盾，稅款61.01萬億印尼盾，其中約57萬億印尼盾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2018至2019年計劃：從286,428名參與者收取78.8億令吉。新加坡對印尼的直接投資：2025年174億美元；2010至2025年2,055.71萬億印尼盾，佔總額的28.6%。與印尼的引渡條約：2022年1月25日簽署，2024年3月21日生效。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2025年1月7日的協議，357,128公頃，九個旗艦區，目標為100個項目及20,000個技術職位。長堤及第二通道：每日約300,000名旅客，2024年3月28日創下510,000人的紀錄。柔佛河的水：每日最多2.5億加侖，直至2061年。 註釋 Ressos,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K部分第V章，引述“Grand Genève”、en.wikipedia.org及grand-geneve.org：2021年1月有1,046,168名居民，其中58.3%居於瑞士；Ressos,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K部分第V章：2026年初有107,200名跨境通勤人士在日內瓦工作（引述lesfrontaliers.ch，2026年4月27日，以及OCSTAT）；1973年1月29日法國與瑞士有關財政補償的協議，補償額為來自安省（Ain）及上薩瓦省（Haute-Savoie）跨境通勤人士工資總額的3.5%。 ↩ Ressos,…
新加坡與印尼和馬來西亞的關係，把地理、歷史與金融結合得比這個金融中心的任何其他關係都更緊密。印尼家族把大部分財富存放於新加坡：2016至2017年的特赦揭示，已申報的海外資產中有751.19萬億印尼盾存放於新加坡，而匯回國內的只佔一小部分。廖內群島自1989年起、柔佛自2025年1月7日的協議起設立的跨境特區，令新加坡成為鄰國工業及數碼發展的夥伴，儘管森林城市現正以零稅率爭奪家族辦公室。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特赦，加上自動交換資料及自2024年3月起生效的引渡條約，已把一項曾部分建基於隱瞞的業務，轉變為必須建基於服務、表現及法律保障的業務。地理鄰近仍然既是機遇，亦是風險：1998年的資本管制、一馬發展公司（1MDB）事件及反覆出現的煙霾，都顯示鄰國的政策、罪行及危機會多麼直接地波及這個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