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國家中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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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法治觀與厚的法治觀

法律理論區分「薄」的法治觀和「厚」的法治觀。薄的法治觀要求國家透過普遍、公開、面向將來且穩定的法律行事，由獨立的法院適用，官員本身亦受法律約束。厚的法治觀則加入實質要求，例如民主、保障基本權利和新聞自由。新加坡在很高程度上符合薄的法治觀。它與厚的法治觀的關係則具爭議。

新加坡本身的法律學者公開探討這個區分。前首席大法官陳錫強（Chan Sek Keong）認為，法院是在國會所建立的憲制框架內落實法治。¹ Jothie Rajah等批評者則把新加坡模式形容為「威權法治」，在這種模式下，法律既約束國家權力，也為國家權力提供正當性。² 對一個金融中心而言，這場辯論具有實際意義，因為投資者必須判斷：在一個未完全符合厚的法治觀的制度中，薄的法治觀所衡量的特質能否保持穩定。

司法覆核與行政酌情權的界限

新加坡法院確立了其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的權力。這項主張的歷史頗具啟發性。在1988年12月8日判決的Chng Suan Tze v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一案中，上訴法院裁定，總統及部長根據《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拘留人士的酌情權須受客觀標準約束，因此可由法院審查。法院宣告，主觀或不受約束的酌情權這一概念與法治相違。國會在數星期內作出回應。1989年1月27日生效的新《憲法》第149(3)條，以及1989年1月30日生效的《內部安全法》修訂，恢復了原先的立場，並把對拘留的司法覆核限於程序問題。³

這段插曲顯示了這個制度的兩面。法院以任何普通法法院都會認同的措辭，闡述了合法性原則。由執政黨控制的立法機關隨即限制了該原則在國內安全領域的適用。在該領域以外，這項原則得以保存。上訴法院其後的判決曾依據它審查法定拘留權及行政權力的行使。對商業參與者而言，重點在於：在與他們相關的領域，例如發牌、稅務和採購，對行政酌情權的審查仍然可行，即使甚少用於針對金融監管機構。

誹謗、藐視法庭與網上假信息

新加坡模式的局限，在規管公共言論的法律中最為明顯。政治領袖曾對反對派政治人物及批評者提出誹謗訴訟。觀察者認為，這類訴訟的頻密程度是執政黨佔據主導地位的因素之一。⁴ 《2016年司法行政（保護）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 2016）把藐視法庭的法律編纂成文，包括誹謗司法機構罪。⁵ 《防止網上假信息和網上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於2019年5月8日以72票對9票通過，並自2019年10月2日起生效，容許部長指示更正或刪除他們認為虛假的網上陳述。受影響者必須先要求部長更改或取消指示，其後可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⁶

這些法律並不觸及商業合約的強制執行。它們塑造的是新聞界、學術界和公民社會討論國家的環境，包括討論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既依賴法院，也依賴資訊。有關銀行醜聞、監管失誤和與國家有關聯公司的公共辯論質素，是發現和糾正錯誤的渠道之一。這項功能在新加坡比在日內瓦或倫敦狹窄。官方對2023年洗錢案的回應，主要透過政府聲明、國會答覆及法庭程序作出。

主導政黨為何服從法律

核心的謎題依然存在。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起執政。在2025年5月3日的大選中，該黨以65.57%的得票率贏得97個民選議席中的87席。⁷ 擁有這樣多數的政府，單憑自身票數便可修改《憲法》的大部分條文。然而，它一直維持一個獨立裁決商業及行政案件的司法機構，以及一個曾檢控本身部長的反貪污機構。

原因主要在於國家的經濟策略。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國依賴外國資本、外國公司和外國人才。這些參與者需要可預測的法律和誠實的官員，如果找不到，便可以離開。開國一代領導人明確得出這個結論，並把國家的正當性建立在政績之上，而廉潔的政府和可靠的法律正是政績的一部分。李光耀（Lee Kuan Yew）在回憶錄中把反貪污形容為生存的條件。⁸ 以私營部門為基準釐定部長及高級官員薪酬的政策，政府以此作為防範貪污的措施，亦屬同一邏輯。新加坡的部長是全球薪酬最高的政治人物之一。⁹

第二個解釋在於一個具長遠視野的主導政黨的自身利益。執政黨內部的貪污會威脅其選民基礎，以及它比任何替代者更善於管治的主張。檢控部長雖然在短期內令人痛苦，卻保護了該黨的核心資產，即其廉潔聲譽。同一邏輯亦解釋了為何法院可以自由裁決商業案件。法院的公信力服務於國家的策略，而在敏感領域對司法覆核的限制，則以立法方式公開劃定，國會須為此負責。

這個模式有一個弱點。其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領導層的持續承諾，因為對該領導層的正式制約，比在一個設有直接民主表決的聯邦民主國家為弱。投資者至今沒有理由懷疑這項承諾，因為權力由李光耀移交吳作棟（Goh Chok Tong）、李顯龍（Lee Hsien Loong）以至黃循財（Lawrence Wong），都保持了這項承諾。第K部分第VI章探討這個模式預期可以維持至2035年的程度。

受壓下的誠信

2023年以來，這個制度同時在多條戰線上受到考驗。一名部長被檢控、涉及約30億新加坡元資產的洗錢案，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在2025年7月對九家金融機構施加的罰款，都暴露了弱點。¹⁰ 這些事件同時顯示，各機構透過調查、檢控和法院作出回應。洗錢案的十名被告全部被定罪，並交出約9.44億新元的資產。¹¹ 第E部分第VI章探討該案、它對銀行的影響，以及2025年7月的罰款。

並非每宗案件的處理都令觀察者滿意。吉寶（Keppel）事件源於一家新加坡政聯集團的附屬公司在巴西行賄，貪污調查局於2023年以證據不足為由結束調查，並向六名前僱員發出警告，而沒有提出檢控。¹² 由於該集團已在外國的法律程序中承認行賄，這項決定在國會和傳媒中受到批評。第H部分第V章連同暫緩起訴協議及新加坡的企業刑事責任一併討論此案。就本文的論點而言，此案標示了反貪污制度的外緣。其強項在於本地貪污，而新加坡公司透過外國中介人在海外行賄，則較難在本地檢控。

註釋

1. Chan Sek Keong，“The Cour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Singapore”，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2] 209–231。 ↩
2. Jothie Rajah，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年。 ↩
3. Wikipedia，“Chng Suan Tze v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2026年11月瀏覽）：[1988] SGCA 16，[1988] 2 SLR(R) 525，1988年12月8日判決；法院採用客觀標準，並指出“the notion of a subjective or unfettered discretion is contrary to the rule of law”。Wikipedia，“Chng Suan Tze v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2026年11月瀏覽）：國會於1989年1月通過修訂以推翻該判決；新《憲法》第149(3)條於1989年1月27日生效，《內部安全法》的修訂於1989年1月30日生效，令司法覆核回復至1971年Lee Mau Seng案的立場。 ↩
4. 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defamation lawsuits against high-profile political opponents”被列為人民行動黨佔據主導地位的關鍵因素。 ↩
5.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 2016（2016年第19號法令），於2016年8月15日通過，自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把藐視法庭（包括誹謗法院）編纂成文。 ↩
6. Wikipedia，“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2026年11月瀏覽）：法案於2019年5月8日以72票對9票獲通過；自2019年10月2日起生效；“Government ministers will issue instructions to correct falsehoods through an appointed Competent Authority”；更改或取消指示的申請須先向部長提出，而申請“must be made within 14 days to the High Court”。 ↩
7. Wikipedia，“2025 Singaporean general election”（2026年11月瀏覽）：選舉於2025年5月3日舉行；人民行動黨以65.57%的得票率贏得97席中的87席；工人黨保住其十個議席。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新加坡自1959年起“governed by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
8. 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Singapore，Times Editions，2000年，“Keeping the Government Clean”一章。 ↩
9. 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Ministers in Singapore are the highest paid politicians in the world, receiving a 60% salary raise in 2007”；2011年成立了檢討政治人物薪酬的委員會。 ↩
10. Wikipedia，“2023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case”（2026年11月瀏覽）：資產“worth 3 billion SGD”；新加坡金融管理局“imposes S$27.45 million in penalties on nine financial institutions”，原因是與該案有關的違反打擊洗錢規定行為（2025年7月）。 ↩
11. Wikipedia，“2023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case”（2026年11月瀏覽）：十名被告全部被定罪；刑期約13至17個月；十名被定罪者合共交出9.44億新加坡元。 ↩
12. Wikipedia，“Corrup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在吉寶案中，貪污調查局於2023年以證據不足為由結束調查，六名前僱員獲發警告而沒有被檢控。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會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十月 2026的法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