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局與各項條例

閱讀PDF版 (5 頁)

直轄殖民地的憲制

直轄殖民地由王室委任的總督管治，並由全部由官方成員組成的行政局提供意見。立法工作由立法局負責，立法局由官方議員和總督提名的議員組成，官方議員佔微弱但永久的多數。¹立法局於1867年4月1日成立，起初只有四名議員，其後數十年規模逐漸擴大。²

這套憲制把行政控制與諮詢結合起來。總督及其官員可以制定任何他們認為必要的措施，因為官方多數可以在表決中壓倒非官方議員。但在實際運作上，政府頗為重視非官方議員的意見，因為他們代表商界，而殖民地的繁榮和稅收都有賴商界。立法局成為一個論壇，商人可以在此批評擬議措施、提出修訂和爭取改革。

非官方議員與商界的聲音

非官方議員主要來自歐洲商界，但亞洲人議員亦很早便獲委任。1869年，總督委任人稱「黃埔」（Whampoa）的廣府商人胡亞基，成為立法局首位華裔議員，也是首位亞洲人議員。³胡亞基於1830年抵達新加坡，從父親手上繼承了供應商號Whampoa and Co.，為皇家海軍艦隻供應物資。他自1856年起從美國進口冰塊，曾任俄國、日本和中國的領事，並協助創立新加坡植物園。⁴

委任亞洲人非官方議員，反映了殖民政府透過社群領袖進行管治的做法。A部分已把這種做法追溯至早期殖民地的頭人。這亦是對華商經濟分量的承認，因為他們控制着殖民地日益增加的貿易份額。立法局從未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代議機構。二十世紀時，海峽華人領袖陳禎祿要求直接選舉和非官方議員佔多數，但在一個大致對本地政治漠不關心的社會中，這些要求得不到多少支持。⁵

立法局亦反映了殖民地內部的矛盾。隨着新加坡發展，新加坡議員逐漸主導立法局，令檳城和馬六甲的代表感到不滿，認為立法機關只集中處理新加坡的事務。⁶這種競爭預示了新加坡與馬來亞各地日後的分道揚鑣，C部分將探討這個問題。

立法計劃

立法局在其後數十年制定了大量條例，涵蓋公共行政、稅收、衞生、治安、移民、土地、航運和商業。許多條例改編自英國或印度的範本，部分則因應殖民地的特殊情況而草擬。這些條例合起來取代了東印度公司時期規管海峽殖民地、混雜而不明確的英國法律、印度法令和地方規例。

刑事法領域最重要的成文法來自印度。海峽殖民地《刑法典》以1871年第4號條例制定，重新頒佈1860年的《印度刑法典》，於1872年9月16日生效。⁷1870年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之後，又於1900年制定了全面的《刑事訴訟法典》。1893年的《證據條例》則採納了1872年的《印度證據法》。⁸

商業立法亦有所發展。1880年代後期，多項條例修訂了產權轉易、賣據和破產方面的法律。⁹以英國法例為藍本的《公司條例》，就有限公司的成立作出規定。A部分第III章討論的1878年《民事法條例》（Civil Law Ordinance），確保在本地立法沒有涵蓋的所有事項上，英國商事法適用於殖民地。

法典化來自印度，普通法來自英國

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結合了兩個來源。刑事法、刑事訴訟程序和證據法按照印度範本法典化，而這些範本是英國律師為殖民地環境而草擬的。《印度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Macaulay勳爵解釋，他所建議的制度並非任何現有制度的摘要，而是以簡化形式借鑑英國法律。¹⁰James Fitzjames Stephen談到他起草的《印度證據法》時表示，該法把「英國和印度的全部證據法壓縮到極短的篇幅之中」。¹¹新加坡律師界起初因偏好英國法律而抗拒採納《印度刑法典》，但輿論支持該法典。¹²

相比之下，民事和商業法大致沒有法典化，繼續沿用英國普通法和英國商事成文法。合約、信託、財產和侵權受透過1826年特許狀和1878年《民事法條例》引入的英國原則規管。這種劃分至今仍塑造着新加坡法律。新加坡的刑事法經法典化，具有承襲自印度的獨特結構，而其合約法、信託法和商業法則屬於普通法體系，至今仍與英國及英聯邦的判例法緊密相連。

對金融中心而言，這種劃分是有利的。商人和銀行所面對的商業法，是其倫敦交易對手所熟悉的，而法典化的刑事法則為殖民政府提供了清晰的工具，以維持一個龐大而多元人口的治安。法典化帶來Macaulay和Stephen所重視的確定性，普通法則帶來商人所重視的靈活性和國際認受性。

註釋

1. Wikipedia, “Straits Settlements”（2026年10月瀏覽）：“an Executive Council, composed wholly of official (i.e., ex-officio) members, and a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osed partly of official and partly of nominated members, of which the former had a narrow permanent majority”。 ↩
2. Wikipedia,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2026年10月瀏覽）：於1867年4月1日成立；起初“with just four members”，其後逐年擴大。 ↩
3. Wikipedia, “Hoo Ah Kay”（2026年10月瀏覽）：1869年獲委任為“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ethnicity”，亦被記為首位亞洲人議員。 ↩
4. Wikipedia, “Hoo Ah Kay”（2026年10月瀏覽）：1830年抵達新加坡；繼承Whampoa and Co.；皇家海軍供應商；自1856年起從美國進口冰塊；日本（1877年）、中國（1879年）和俄國領事；在創立新加坡植物園方面發揮關鍵作用；1880年3月27日逝世。 ↩
5. Wikipedia,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2026年10月瀏覽）：陳禎祿“called for popular representation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and for the number of non-official members to be increased to a majority”，但未能成功，“as there was little support from a society widely apathetic to local politics”。 ↩
6. Wikipedia,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2026年10月瀏覽）：“Singaporean members increasingly dominating the council”令馬六甲和檳城的政界人士不滿。 ↩
7. Wikipedia, “Penal Code (Singapore)”（2026年10月瀏覽）：1871年第4號條例（海峽殖民地）重新頒佈1860年的《印度刑法典》，於1872年9月16日生效。 ↩
8. “Some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ajor Criminal Enactments of Singapore”, Malaya Law Review，第31卷，1989年7月：1870年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1900年Criminal Procedure Code（第21號條例）；以1872年Indian Evidence Act為基礎的1893年第3號Evidence Ordinance。 ↩
9. “Chapter VIII: 1885–1890”, Malaya Law Review，第11卷第1期，1969年7月：1886年第6號條例和1888年第2號條例修訂了產權轉易、賣據和破產法。 ↩
10. “Some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ajor Criminal Enactments of Singapore”, Malaya Law Review，第31卷，1989年7月，引述Macaulay：“the system of penal law which we propose is not a digest of any existing system”。 ↩
11. “Some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ajor Criminal Enactments of Singapore”, Malaya Law Review，第31卷，1989年7月，引述Stephen。 ↩
12. “Some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ajor Criminal Enactments of Singapore”, Malaya Law Review，第31卷，1989年7月：《刑法典》遭到偏好英國法律的新加坡律師界抗拒，但輿論支持採納。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會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十一月 2026的法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