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企業責任、暫緩起訴協議與跨境合作
2026年4月24日，新加坡高等法院普通庭宣告，檢控官與Seatrium Limited（前身為Sembcorp Marine）之間的暫緩起訴協議符合司法公正，其條款公平、合理且相稱。1 這項宣告為國會八年前設立、卻從未使用的程序畫上句號。對該公司而言（但未必對每一名涉事個人而言），這亦結束了巴西Lava Jato調查中延伸至新加坡、歷時最長的篇章之一。這宗案件在一個檔案內展示了本章的三個要素：公司須為其人員所犯罪行負責；在法院監督下達成的協商結果；以及一項必須與另一國家的法律程序相互配合的解決方案。
本章探討新加坡如何對公司執行刑事法律，以及當有關行為、證據或款項位於海外時，新加坡如何與外國當局合作。本章先論述企業刑事責任的原則，繼而討論暫緩起訴協議，再論刑事司法互助及引渡。其後探討犯罪得益的沒收及歸還，最後討論多個司法管轄區並行法律程序所引起的問題。打擊洗錢框架本身是本部分第III章的主題，而一馬發展公司及2023年洗錢案的誠信衝擊，則見於第E部分第VI章。本章只在這些案件能說明執法工具時才加以引用。
日內瓦卷的相應章節論述《瑞士刑法典》第102條下的企業刑事責任，以及貢沃（Gunvor）、嘉能可及托克（Trafigura）被定罪的案件。2 兩個金融中心面對同一個結構性問題。兩地都有大量貿易公司、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其業務大多在海外進行，因此檢控機關處理的不當行為，有很大部分發生在其他國家。兩地的應對方式各有不同，頗具啟發性。瑞士依賴一種特定的法定企業責任形式，以簡易處罰令懲處公司，至今仍拒絕引入暫緩起訴。新加坡則在其一般刑事法律下將公司視為「人」，透過普通法規則將個人的行為歸屬於公司，並採納了以英國模式為藍本的暫緩起訴制度。
要點
新加坡法律將公司視為幾乎可觸犯任何罪行的「人」，並根據普通法的歸屬規則及特定法定條文，例如《1992年貪污、販毒及其他嚴重罪行（沒收利益）法》（CDSA）第73條，將個人的行為及知悉歸屬於公司。公司被定罪時可判處的最高罰款往往不高，例如每項貪污控罪10萬新加坡元，因此經協商達成的解決方案所涉金額大得多。《2018年刑事司法改革法》（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ct 2018）為公司及其他組織引入暫緩起訴協議；這類協議須經高等法院批准，並在《政府憲報》刊登。首項協議於2025年與Seatrium訂立，罰款為1.1億美元，其中5,300萬美元可與向巴西支付的款項抵銷。國際合作以《2000年刑事事宜相互協助法》（MACMA）、《1968年引渡法》（Extradition Act 1968）及1992年法令的沒收條文為基礎；而2017年吉寶案的外國執法行動，則顯示解決方案如何在美國、巴西及新加坡之間分配。
註釋
- Republic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 Notice No. 2439 of 30 April 2026,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2010: Declaration relating to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第1段：高等法院普通庭於2026年4月24日根據Criminal Procedure Code 2010第149F條，就檢控官與Seatrium Limited（前稱Sembcorp Marine Ltd）於2025年7月30日訂立的暫緩起訴協議作出的宣告。 ↩
- Ressos,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 partie H, chapitre V, « La responsabilité pénale des entreprises : Gunvor, Glencore, Trafigura »。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會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十月 2026的法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