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作為對金融中心的服務
可預見性作為公共財
外交為金融中心提供的首要服務，是可預見性。客戶把資產存放在新加坡，等於押注這個司法管轄區未來十年或二十年的表現。若國家一直避免戰爭、避免與鄰國突然決裂、避免任意改變陣營，這個押注便較為穩妥。新加坡自1965年以來的紀錄符合這些條件。六十年間，其外交政策的重點雖有所轉移，方向卻始終如一。即使在1997年及2008年的危機年份，新加坡與鄰國及各大國的關係仍保持穩定。
可預見性亦降低政治風險溢價。投資者及貸款人會為一個司法管轄區的各種風險定價，包括因政治理由凍結資產、實施資本管制或捲入衝突。新加坡在適用國際法方面始終如一，包括只在明確依據下才實施制裁，讓客戶清楚知道其資產在甚麼情況下可能受影響。客戶未必喜歡某些規則，但能夠預見規則會如何執行。
金融服務的市場准入
貿易協定不但為貨物開放市場，也為金融服務開放市場。與美國的協定、與歐盟的協定以及各項區域協定，都設有金融服務章節，規管外國銀行、保險公司及資產管理公司的設立、若干服務的跨境提供，以及監管的透明度。1新加坡機構向海外擴展時，這些承諾為其提供保障。這些承諾同時約束新加坡在本地市場對外國機構給予非歧視待遇，從而鞏固第D部分第IV章所述的開放性。
在東盟之內，金融市場的整合比貨物貿易進展緩慢。不過，有關銀行業整合、資本市場合作及支付互聯的協議，已建立起新加坡銀行及支付企業在區內營運的渠道。2新加坡與多個東盟夥伴之間的即時支付系統跨境互聯，就是以各國中央銀行之間的外交協議為基礎的金融整合例子。第F部分第V章介紹所涉及的區域機構。
監管與稅務合作
現代金融監管是一項國際活動。MAS與外國監管機構簽訂諒解備忘錄，在跨境集團的監管上合作，並參與巴塞爾、巴黎及馬德里的標準制定機構。國家的外交地位支持這項工作，因為外國監管機構較願意承認其信任的司法管轄區的監管。這種承認反過來讓以新加坡為基地的機構較容易進入外國市場，客戶亦免卻重複的程序。
稅務外交遵循同一邏輯。上文提及與約100個司法管轄區締結的協定網絡，保障投資者免受雙重課稅。新加坡參與稅務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擺脫了2000年代初曾困擾多個金融中心的避稅天堂之名（參見第E部分第II章）。對財富管理中心而言，這個標籤至關重要。歐美的機構投資者、家族辦公室及銀行，都會避開名列不合作國家名單的司法管轄區。因此，讓新加坡不被列入這類名單的外交工作，直接服務於金融中心。
制裁政策作為聲譽的一部分
制裁政策是最微妙的領域。無視國際制裁的金融中心，會淪為規避制裁的渠道，並有失去美元體系准入的風險。對每個夥伴提出的每項制裁照單全收的金融中心，則會失去西方陣營以外國家客戶的信任。新加坡劃定的界線，是依法適用聯合國制裁，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按明確依據採取自主措施。2022年對俄羅斯的措施便屬這種情況。
這項政策為金融機構帶來特別的負擔。它們必須執行新加坡的措施，而凡其本身的業務、貨幣或員工受美國、歐盟及英國的制裁制度管轄，亦須遵守這些制裁。國家在外交上的一貫立場並不免除它們這項責任，但確實為它們提供一個清晰的框架，以便向客戶解釋某些交易為何被拒絕。第H部分第IV章載有詳情。
主辦、召集與城市品牌
外交亦塑造城市的品牌。在新加坡設有區域辦事處的國際機構、新加坡主辦的會議及峰會，以及設於城中的國際法院及仲裁機構，共同營造一個中立會面地點的形象。第F部分第V章介紹這些機構，第F部分第II章及第III章則介紹爭議解決服務。以新加坡命名的《新加坡調解公約》，是外交倡議鞏固金融中心法律服務最清晰的例子。
這個品牌的商業價值難以量化。一個來自雅加達、上海或孟買的家族，為其控股架構、信託或家族辦公室選擇司法管轄區時，會比較穩定性、法律確定性及聲譽。在每一個層面上，國家的外交政策都發揮作用。第I部分第V章探討的2019年香港抗議事件，以及其後部分財富管理業務轉移至新加坡，顯示一個金融中心給人的政治穩定印象，可以多快影響資產的流向。
註釋
- 關於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中的金融服務章節，特別是《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第10章及《歐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第8章，參見貿易及工業部與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文本。 ↩
- ASEAN Banking Integration Framework（2014年通過）、東盟資本市場論壇的工作，以及東盟區域支付互聯倡議（2022年）。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會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十月 2026的法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