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作為經濟基礎設施
金融中心出售的是承諾。銀行基於還款的承諾接受存款。基金經理基於忠誠及謹慎的承諾接受委託，貿易行則基於單據所描述的貨物確實存在的承諾，為一批貨物提供融資。每一項承諾的價值，都只等同於執行它的機構。因此，把資本投放於新加坡的投資者，除了購買利率或管理費之外，亦購買了使用其法院、其法典，以及一個不索取賄賂的行政體系的機會。本章探討這套基礎設施：它在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上看不見，卻存在於它們的每一份合約之中。
日內瓦卷第F部分第III章以日內瓦作為place de droit（法律中心）為題，就這座羅訥河畔的城市探討同一問題。該章描述了瑞士的國際仲裁法、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在撤銷裁決程序中的角色，以及有關為日內瓦設立商事法院的辯論。其結論是，法律中心的聲譽建基於其法院的質素、其仲裁員的獨立性及其從業者的誠信。1 新加坡呈現了一個鮮明的相似之處，亦呈現了一個鮮明的差異。相似之處在於結果：投資者都視這兩座城市為合約獲得執行、財產得到保障的地方。差異則在於政治環境。日內瓦是一個實行直接民主公投的聯邦民主國家中的一個州，而新加坡自1959年起一直由單一政黨執政，2 並結合了強勢的行政機關與在商業案件方面廣受尊重的法院。
本章延續第A部分及第B部分第I章的論述；該兩處追溯了英國法律的引入、各份司法特許狀及殖民地時期的最高法院。本章探討獨立共和國的司法機構、反貪工作及貪污調查局的角色、法律確定性作為金融中心之間競爭的一項因素、新加坡表現出色的各項國際排名，以及這些排名未能解答的問題。本章最後探討最困難的問題：法治在一個強勢國家中意味着甚麼，以及一個在國會擁有大多數議席的政府，為何會以其本身的法院及調查人員所執行的規則約束自己。仲裁及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屬第F部分第II章及第III章的範圍。打擊洗錢、制裁及企業刑事責任則屬第H部分的範圍。
要點
根據《憲法》第93條，新加坡的司法權歸屬最高法院及下級法院，其法官任職至65歲，並只可在審裁庭建議下被免職。自2021年1月2日起，最高法院由上訴法院及高等法院組成，高等法院分為上訴分庭及普通庭，而普通庭包括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SICC）。向樞密院上訴的制度於1994年4月8日終止。成立於1952年9月的貪污調查局（CPIB）負責執行1960年6月17日的《1960年防止貪污法》，該法同時適用於公營及私營界別。2025年，新加坡在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中，於182個國家中排名第三；在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數中，於143個國家中排名第十六，其中在沒有貪污、監管執法及民事司法方面排名甚高，在限制政府權力、政府開放及基本權利方面則排名較低。2024年一名前交通部長被檢控及判監，顯示反貪制度在政府最高層同樣適用。
註釋
- Ressos,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 partie F, chapitre III, « Diplomatie économique et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 Genève, place de droit », section « Ce que la place de droit apporte à la place financière »（2026年11月查閱手稿）：日內瓦作為place de droit的聲譽，建基於其法院的質素、其仲裁員的獨立性及其從業者的誠信。 ↩
- Wikipedia, “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新加坡 “governed by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since 1959”。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會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十月 2026的法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