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作為經濟基礎設施：摘要
新加坡的法院是獨立共和國對殖民地最高法院的延續：經《1969年最高法院司法法》（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 1969）成為國家法院，1994年擺脫樞密院，2021年重組；法官任職至65歲的任期及其薪酬均受《憲法》第98條保障。貪污調查局（CPIB）成立於1952年，起因是有警員被發現參與搶劫一批鴉片貨物。該局在公營和私營部門執行《1960年防止貪污法》，曾檢控多名部長，由1975年的黃循文（Wee Toon Boon）至2024年被判監禁十二個月的易華仁（S. Iswaran）。新加坡的法律確定性建基於易於查閱的成文法典、一套已自成一體卻不失熟悉感的英語普通法、迅速而廉宜的合約執行，以及一個公佈並解釋其規則的監管機構。國際排名把新加坡在「沒有貪污」、「監管執法」和「民事司法」方面列於世界前列，在「對政府權力的制約」、「開放政府」和「基本權利」方面則列於中上水平。這種差距反映出，在一個強大國家之內存在着質素極高的薄的法治。這個模式之所以有利於金融中心，是因為政治領導層一直把廉潔的政府和可靠的法院視為國家生存的條件，但其持久性取決於這項承諾能否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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