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雙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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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種語文源流到共同的學校

獨立之前，新加坡有四套學校制度，各以不同的教學媒介語授課。華文學校由宗鄉會館和商人創辦及資助，在十九世紀的方言學校讓位於中國的國語運動之後，自1920年代起以華語授課。¹到1949年，在逾10萬名學齡兒童中，約70%就讀於319所華文學校之一，這些學校並不獲殖民地政府資助。²英文學校由政府和教會開辦，為學生進入政府部門和商行作準備。馬來文和淡米爾文學校則構成整體的其餘部分。

華人社群以一所大學為其教育體系加冕。南洋大學由樹膠商人陳六使（Tan Lark Sye）捐資500萬元，建於福建會館在裕廊捐出的500英畝土地上，於1956年3月30日開課。³對受華文教育者而言，它證明了他們的語言足以承載完整的教育。對殖民地當局以及後來的人民行動黨政府而言，在一個前途繫於多元種族國家的城市裏，它也是華人政治情緒的一個中心。

1959年的自治邦保留了資助四種語文源流學校的政策。⁴平等對待各源流在政治上不可或缺，因為任何關閉華文學校的嘗試，都會激怒佔選民多數的社群。但這也使年輕的國家擁有一個無法以同一種語言彼此溝通的人口。雙語政策正是對這一困難的回應。它暫時保留各個源流，同時規定每名學生學習第二語言。

1966年的必修第二語言

雙語政策於1966年實施。在各語文源流的所有政府學校和政府輔助學校，修讀第二語言成為必修，於是華文學校的學生學習英語，英文學校的學生則學習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⁵第二語言於1966年成為小學離校考試的考試科目，並於1969年成為劍橋學校文憑考試的考試科目。⁶1972年，英語和母語在小學離校考試中均獲雙倍比重；至1980年，比重定為英語、母語、數學和科學各佔25%。⁷

這項政策的理據，其制定者公開說明。英語將是各族群之間共同而中立的語言，也是科學、科技和國際貿易的語言。母語則保存文化價值，讓每個族群保有自己的根。這種功能分工，即英語用於工作、母語用於身份認同，自此一直是官方學說。這也解釋了為何新加坡從未把英語定為任何族群的「母語」，儘管今天大部分家庭使用英語。

家長從這套學說中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李光耀（Lee Kuan Yew）在1977年2月23日的國會演說中指出，在1957年至1967年間，約30%至40%的華人家長讓子女就讀華文學校。全國小一新生中進入華文源流學校的比例，由1967年的33%下降至1977年的13.75%。⁸家長選擇英語，是因為英語意味着可以在跨國公司就業，而這些公司正是由第C部分第III章所探討的經濟發展局（EDB）引進新加坡的。在政府正式關閉華文源流之前，語言市場已決定了它的命運。

《吳慶瑞報告》與華文源流的終結

決定性的檢討來自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1978年教育部報告書》），該報告由副總理吳慶瑞（Goh Keng Swee）率領的小組於1979年2月10日發表。《吳慶瑞報告》發現輟學率偏高，兩種語言的成績均欠佳。報告推行新教育制度，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為第二語言。同年為解決輟學問題而引入分流制度，成績最弱的學生被編入單語源流。⁹

到1983年，華文源流小一班級的入學人數已跌至不足同屆學生的1%。華文源流的最後一批學生於1986年畢業，研究華文教育的新加坡歷史學者Neo Peng Fu以一句話概括這一事件：「華文教育」變成了「華文教學」。1987年，英語正式定為整個學校制度的第一語言。馬來文和淡米爾文源流此前已經消失。淡米爾文媒介教育於1982年結束。到1986年，馬來文媒介中學教育只剩下一班28名學生。¹⁰

大學隨學校之後步上同一道路。南洋大學曾被迫以英語授課，學生亦流失至以英語授課的新加坡大學。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一事於1980年4月確定，其後南洋大學於1980年8月16日舉行最後一屆畢業典禮。¹¹對許多受華文教育的新加坡人而言，關閉南洋大學至今仍是一道傷口。對金融中心而言，這意味着1980年代及其後的每一名畢業生都接受英文教育，使這批勞動力可以即時為國際銀行所用。

母語、高級母語與特選學校

政府以一些旨在保留雙語精英的機構，抵銷華文源流消失的影響。1979年，教育部把九所華文中學定為特別輔助計劃學校。這些學校讓成績最好的小學畢業生有機會以高水平同時學習英語和華語，並向華人社群表明政府並非漠視其語言和文化。¹²其中兩所，即華僑中學（The Chinese High School）和南洋女子中學（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於2004年試行直通車計劃（Integrated Programme），其他特別輔助計劃學校在其後數年陸續跟進。¹³

高級華文於1999年推出，同年特別輔助計劃學校的收生範圍亦由小學離校考試成績最好的10%擴大至30%。修讀高級母語試卷的學生比例持續上升。在2003年至2012年間，小學離校考試考生中報考高級華文的比例由21.6%上升至27.4%，O水準考試中的比例則由18.2%上升至30.1%。¹⁴高級馬來文和高級淡米爾文的相應比例較低，但同樣在上升。在O水準考試中考獲高級母語及格，即符合本地大學入學的母語要求，這使該語言與家庭的教育抱負保持關聯。

母語至今仍是小學離校考試及中學全國考試的必修考試科目。所有學生按其種族類別修讀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不過家中不說淡米爾語的印度裔學生可選擇另一種語言。¹⁵按種族指定母語是這套制度最獨特之處。這意味着一名父母在家說福建話或英語的華人兒童，仍以華語作為母語修讀。這個詞所描述的，是關於一個族群應當共用哪種語言的政治選擇。

公認的局限

政府坦然承認這項政策的局限。2004年，政府承認英語和母語同等精通的原定目標未能達成。李光耀說得更遠。2009年，他表示早期政策假設智力與語言學習之間存在密切關係。2010年6月，他補充說：「華語很重要，但在新加坡仍是第二語言。」¹⁶他晚年對這個題目的反思，收錄於2011年出版的 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¹⁷

李光耀雙語基金於同年成立，支援教育部推廣英語和母語學習，尤其着重幼年階段。¹⁸這個基金標誌着重點的轉移。在學校制度數十年來以人人均衡雙語為目標之後，政策如今接受英語佔主導地位，並集中於從學前階段開始，使第二語言學得愉快、用得上。對僱主而言，這意味着一名年輕新加坡畢業生的華語水平，可以由接近母語到僅可應用不等，視乎其家庭、學校以及畢業後對該語言的使用而定。

註釋

1. Wikipedia，“Singaporean Mandarin”（2026年11月瀏覽）：首批以華語授課的班級約於1898年出現；到1920年代，新加坡所有華文學校均已採用華語為教學媒介語。 ↩
2.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Culturepaedia，“A common mother tongue: The impac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1949年，在逾10萬名學齡兒童中，約70%就讀於319所由民間組織開辦、不獲殖民地政府資助的華文學校。據報道，Culturepaedia另一篇關於1920年代至1950年代華文教育的文章指出，在這319所學校就讀的華裔學齡兒童有71,000名。 ↩
3. Wikipedia，“Nanyang University”（2026年11月瀏覽）：陳六使於1953年倡議創辦該大學，並捐出500萬元；新加坡福建會館在裕廊捐出500英畝土地；1956年3月30日開課。 ↩
4.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2026年11月瀏覽）：1959年自治後，人民行動黨政府保留了勞工陣線所制定的族群語文學校資助政策。 ↩
5.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雙語教育政策於1966年正式推行。 ↩
6. 第二語言自1966年起成為小學離校考試的必修考試科目，自1969年起成為劍橋學校文憑考試的必修考試科目。 ↩
7.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1972年兩種語言在小學離校考試中均獲雙倍比重；自1980年起，英語、母語、數學和科學各佔25%比重。 ↩
8.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前引，引述李光耀1977年2月23日的國會演說：華文源流學校的小一入學人數佔全國同屆學生的比例，1967年為33%，1977年為13.75%。 ↩
9.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前引：由吳慶瑞率領撰寫、於1979年2月10日發表的《吳慶瑞報告》推行新教育制度，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為第二語言；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1979年引入分流制度以解決輟學率偏高的問題，成績最弱的學生被編入單語源流。 ↩
10.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前引：根據Chinese Language Review Committee（1992年），1983年不足1%；“The final batch of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language-stream schools in 1986”；“‘Chinese education’ thus evolved into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Wikipedia，“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英語於“officially designated the first language within the local education system in 1987”；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淡米爾文媒介教育隨Umar Pulavar Tamil High School於1982年關閉而結束；到1986年，馬來文媒介中學教育只剩下一班28名學生。 ↩
11. Wikipedia，“Nanyang University”（2026年11月瀏覽）：合併於1980年4月確定；最後一屆畢業典禮於1980年8月16日舉行，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ct於同月生效。 ↩
12. Wikipedia，“Special Assistance Plan”（2026年11月瀏覽）：於1979年推出；九所華文中學獲指定；旨在讓成績最好的小學畢業生以高水平學習英語和華語，並保存傳統華文學校。 ↩
13. Wikipedia，“Special Assistance Plan”（2026年11月瀏覽）：The Chinese High School和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於2004年與Hwa Chong Junior College一同試行直通車計劃；River Valley High School於2006年、Dunman High School於2008年跟進。 ↩
14.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高級華文於1999年推出；特別輔助計劃學校的收生範圍由小學離校考試成績最好的10%提高至30%；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高級母語修讀比例表：高級華文21.6%（2003年小學離校考試）、27.4%（2012年小學離校考試）、18.2%（2003年O水準）、30.1%（2012年O水準）。 ↩
15. Wikipedia，“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母語是小學離校考試及GCE N、O和A水準考試的必修考試科目；非淡米爾裔印度學生可選擇淡米爾語或其他語言，例如印地語或旁遮普語。 ↩
16.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2004年政府承認其英語和母語同等精通的原定目標已告失敗；Wikipedia，“Speak Mandarin Campaign”（2026年11月瀏覽）：2009年李光耀表示華語教學走了“wrong way”；2010年6月他表示“Mandarin is important but it remains a second language in Singapore”；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an assumption of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language learning”。 ↩
17. Culturepaedia，“Chinese dialects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引述Lee Kuan Yew，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2011年），第146頁。 ↩
18.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瀏覽）：李光耀雙語基金於2011年成立，以協助教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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