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語政策與華語作為商業資產
1979年9月7日晚上，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在新加坡大會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揭開一場運動的序幕，他的一句話以家庭預算的措辭道出了一個語言政策問題。他說：「新加坡華人面對一個兩難局面。」他們所說的華語分為十多種方言，而他們的子女在家說方言，在學校學習英語和華語，很少能夠同時應付兩種語言再加一種方言。他以同樣直白的判斷作結：「從理性上說，決定顯而易見。從感情上說，選擇令人痛苦。」1當晚開始的運動至今仍在進行。連同在此之前推行的雙語教育政策，它在兩代人之內改變了新加坡家庭所使用的語言。
本章探討這項政策及其經濟意義。上一章說明了英語如何成為政府、法律和商業的工作語言。本章轉向這一安排的第二個元素：規定每名學生同時學習一種「母語」；以華語取代各種華人方言；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地位；以及金融中心如何運用由此產生的語言能力。本章把華語視為一項商業資產，並探究它屬於哪一類資產、如何建立，以及其局限何在。與中國的關係本身，包括貿易、投資和家族財富，屬於第I部分第II章的範圍，本章會引述該章。
在日內瓦卷中，第J部分把法語描述為金融中心的一項基礎設施：它是法律的語言，是一個擁有數億使用者的市場的語言，也是一座位處法語、德語和英語之間的城市的語言。2日內瓦的語言是承襲而來的。新加坡則選擇了自己的語言，為每一種語言指定功能，並花了半個世紀去教授它們。本章末的比較將說明，對一個依靠使用其他語言的客戶維生的金融中心而言，兩種做法各有甚麼代價和收穫。
要點
新加坡於1966年規定所有學校必須修讀第二語言。自1987年起，英語成為整個學校制度的第一語言，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則作為「母語」教授。1979年9月7日推出的講華語運動，旨在以華語取代十多種華人方言，並自1981年起輔以限制方言廣播的措施。在華人小一學生中，家中主要說華語的比例由1980年的26%上升至1989年的69%，來自說方言家庭的比例則由64%下降至7%。到2020年人口普查時，英語已超越華語，成為在家中最常用的語言，比例為居民的48.3%，華語則為29.9%，不過大部分說英語的家庭仍使用第二種語言。自1990年代以來，華語一直是新加坡通往中國的橋樑；但雙語政策培養出的人口英語能力強，第二語言的深度卻參差不齊，因此這項資產需要持續維護。
註釋
- Lee Kuan Yew，Add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Promote the Use of Mandarin” campaign，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1979年9月7日，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文件lky19790907，第1頁：“Chinese Singaporeans face a dilemma. The Chinese we speak is divided up among more than twelve dialects. Children at home speak dialect; in school they learn English and Mandarin.”；Lee Kuan Yew，1979年9月7日講辭，前引，第4頁。 ↩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J部分第I至III章（「La langue française comme infrastructure」、「La Francophonie comme marché」、「Genève entre le français, l’anglais et l’allem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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