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蘇丹胡先及天猛公訂立的協議
登陸與初步協議
萊佛士的遠征隊於1819年1月28日在聖約翰島登陸,翌日抵達新加坡河。1萊佛士在河口發現一個由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領導的馬來聚落,約有150名居民,大部分是馬來人,另有約30名華人。21819年1月30日,萊佛士與天猛公簽訂初步協議。3
天猛公願意與英國人打交道,但他無權單獨讓與島上的權利。根據柔佛—廖內蘇丹國的憲制,這類授予須由蘇丹作出。獲承認的蘇丹阿都拉曼居於廖內,受武吉士人和荷蘭人影響,不會與英國人簽訂條約。萊佛士需要一位屬於自己的蘇丹。
承認一位蘇丹
他找到了東姑胡先(Tengku Hussein)。胡先是已故蘇丹的長子,在1812年後的繼承之爭中被排除在外,當時居於廖內群島。胡先被帶到新加坡,在英國承認下登位為柔佛蘇丹。4這項承認的法律基礎從一開始便備受爭議。荷蘭人視阿都拉曼為合法蘇丹,胡先則是英國的傀儡。英國人則辯稱,胡先身為長子,其主張更有理據,而繼承問題是在武吉士人和荷蘭人的壓力下決定的。
對律師而言,這段插曲是國際商業中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的早期例子:誰有權約束一個主權者或一家公司。由於無權之人簽署的合約毫無價值,交易對手的盡職審查必須延伸至簽署人的憲制地位。萊佛士的解決方法,是承認一位其主張有一定理據的簽署人。荷蘭人拒絕接受這個方案後,由此引發的爭議在五年後由歐洲列強之間的一項條約解決。
1819年2月6日的條約
1819年2月6日的條約由萊佛士代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蘇丹胡先及天猛公阿都拉曼訂立。條約以英文和馬來文並列草擬。5其核心條款授權公司在蘇丹世襲領地的任何地方設立一個或多個商館,即貿易站。6作為回報,蘇丹胡先每年獲支付5,000西班牙元,天猛公每年獲支付3,000西班牙元。7
條約亦載有關於保護和排他性的條款。蘇丹承諾保護公司免受外敵侵擾,而公司則承諾協助抵禦外來攻擊,但不承擔介入內部糾紛的責任。兩位統治者均同意不與任何其他國家訂立條約,亦不准許任何其他歐洲或美洲勢力設立據點。81819年2月6日被公認為現代新加坡正式建立之日。9
這項安排的法律性質值得強調。1819年的條約既沒有轉讓島嶼的主權,也沒有轉讓其所有權。它在馬來統治者持續的權力之下,授予公司設立貿易站及其周邊土地的權利。天猛公保留對馬來人口的司法管轄權及若干收入的份額。這個據點在起源上是馬來國家內的一項特許權。它轉變為英國屬地,還需要1823年和1824年的另外兩項協議,下一章將會探討。
荷蘭的抗議與英國的猶豫
荷蘭人隨即提出抗議。他們辯稱蘇丹未經荷蘭同意無權授予該領土的權利,並要求英國人撤出。10在檳城,總督視新據點為競爭對手,對萊佛士和法夸爾均不予支持。在加爾各答和倫敦,公司董事和英國政府則權衡據點的價值與跟荷蘭交惡的風險。11
近年對荷蘭檔案的研究顯示,在1820年至1823年談判暫停期間,荷蘭的立場有所轉變。荷蘭談判代表安東·萊因哈德·法爾克(Anton Reinhard Falck)逐漸視新加坡為一個籌碼,可用以從英國人手中換取其他讓步,並認為放棄新加坡對荷蘭帝國而言並非真正的損失。12下一章探討的1824年《英荷條約》把新加坡移交英國勢力範圍,並認可了柔佛—廖內世界的瓜分。13
在外交官談判期間,據點持續成長。到歐洲列強解決這個問題時,新加坡已成為雙方都難以推翻的商業事實。萊佛士明白這種動態。在1819年6月10日的一封信中,他以一句後來成為據點座右銘的話描述其目的:「我們的目標不是領土,而是貿易;是一個偉大的商業集散地,一個在日後情況需要時可藉以擴展政治影響力的支點。」14
由商館到主權
1819年的條約令據點的法律地位懸而未決。公司擁有一個貿易站,而馬來統治者則保留司法管轄權和收入主張。公司範圍以外的土地仍歸他們管轄。這種安排並不適合一個正在成長的市鎮,因為其商人需要穩妥的土地業權和單一的法律秩序。
1823年6月7日,萊佛士與蘇丹及天猛公訂立新協議。兩人分別獲得終身每月1,500及800西班牙元的款項,以交出其司法權力和土地權利,該島由此納入英國法律之下。151824年8月2日由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urd)訂立的《友好同盟條約》,把該島完全割讓予英國東印度公司,完成了整個過程。16這些協議對財產、法院和法律的法律後果,是下一章的主題。
註釋
- Wikipedia, “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瀏覽):遠征隊於1819年1月29日抵達新加坡,前一日已在聖約翰島登陸。 ↩
- Wikipedia, “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瀏覽):聚落約有“150 people governed by the Temenggong, most of them Malays, with around 30 Chinese”。 ↩
- Wikipedia, “1819 Singapore Treaty”(2026年9月瀏覽):臨時條約於1819年1月30日簽訂。 ↩
- 胡先原在廖內群島過着拮据的生活,被帶到新加坡,並在條約簽署前不久被宣布為蘇丹;參見Wikipedia, “Hussein Shah of Johor”,以及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Singapore, NUS Press, 第2版, 2007,第3章。 ↩
- Wikipedia, “1819 Singapore Treaty”(2026年9月瀏覽):締約方及簽署人;條約以英文和馬來文並列草擬。 ↩
- Wikipedia, “1819 Singapore Treaty”(2026年9月瀏覽):公司獲授權“maintain a factory or factories on any part of His Highness’s hereditary Dominions”。 ↩
- Wikipedia, “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瀏覽):蘇丹獲得“a yearly sum of 5,000 Spanish dollars, with the Temenggong receiving a yearly sum of 3,000 Spanish dollars”。 ↩
- Wikipedia, “1819 Singapore Treaty”(2026年9月瀏覽),關於雙方義務及不“enter into any treaty with any other nation … nor admit … the settlement … of any other power European or American”的承諾。 ↩
- Wikipedia, “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瀏覽):該日“is recognised as the official foun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
- Wikipedia, “1819 Singapore Treaty”(2026年9月瀏覽):荷蘭對協議提出異議,辯稱蘇丹未經荷蘭同意無權割讓領土。 ↩
- 關於檳城政府在總督Bannerman領導下反對新據點,以及加爾各答和倫敦的猶豫,參見Wurtzburg, Raffles of the Eastern Isles,以及Nicholas Tarling, Anglo-Dutch Rivalry in the Malay World 1780–18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 Peter Borschberg, “Dutch Objections to British Singapore, 1819–1824: Law, Politics, Commerce and a Diplomatic Misstep”,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50卷第4期,2019年12月(摘要)。 ↩
- Peter Borschberg, “Dutch Objections to British Singapore, 1819–182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50卷第4期,2019年12月(摘要:透過1824年條約第12條把新加坡移交英國控制)。 ↩
- 萊佛士致Addenbrooke上校,1819年6月10日,引自“Letters and Correspondences of Raffles”, The History Makers(samhistmakers),2026年9月瀏覽;該信收錄於Lady Sophia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London, 1830。 ↩
- Wikipedia, “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瀏覽):1823年6月7日的協議;“lifelong monthly payments of $1,500 and $800 respectively”,以交換交出“judicial power and rights to the lands”。 ↩
- Wikipedia, “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瀏覽):1824年8月2日由克勞福德簽署的條約;新加坡“officially fully ceded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兩位首領另獲一筆過20,000西班牙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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