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士、阿拉伯、印度及歐洲商人

閱讀PDF版 (5 頁)

武吉士的貿易季節

在18世紀令廖內繁榮起來的蘇拉威西武吉士（Bugis）商人，則依循另一種節奏。他們大多隨東風（angin timur）而來，在約8月下旬開始的三個月內抵達，並於11月隨東北季候風離去。¹1825年約有120艘瓦卓（Wajo）武吉士船隻來到新加坡，前一年則為90艘。到1830年代，每年約有200艘帆船（prahus）到訪新加坡，每艘船員約30人。²

武吉士的貨物說明了經轉口港流通的貨品種類之廣。他們從群島東部運來天堂鳥、藥用樹皮、珍珠母、玳瑁、海參、燕窩、檀香木、金沙、蜂蠟、棉花和咖啡。作為交換，他們帶走英國和美國的火器及火藥、馬來亞的錫、鐵刃、中國生絲、陶器、鴉片、孟加拉棉布，以及歐洲的毛織品和麻布。³這種交換將印尼東部的森林和珊瑚礁，與蘭開夏和孟加拉的工廠以及中國的消費者連繫起來。

武吉士在新加坡的貿易，比傳統形式的中式帆船貿易持續得更久，但重要性日減。1907年，武吉士船隊完全沒有來新加坡。到1973年，只有20艘武吉士船隻停泊新加坡進行以物易物的貿易。⁴市內武吉士區的名稱，以及1822年《市鎮規劃》分配給他們的鄰近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一帶，保存了對他們昔日重要地位的記憶。

阿拉伯商行

最早在新加坡定居的阿拉伯人，是1819年從巨港（Palembang）來的兩名富商。1824年的人口普查在10,683名居民中錄得15名阿拉伯人，到1871年增至465人。⁵這些家族大多源自阿拉伯半島南部的哈德拉毛（Hadhramaut），當地的貿易僑民遍布印度洋和群島各港口。其中以Aljunied、Alkaff和Alsagoff家族最為顯赫。

阿拉伯商人透過紡織品、香料、物業和航運累積財富。⁶他們的航運業務包括運送朝聖者從群島前往麥加，新加坡亦成為這項業務的重要中轉站。他們投資土地，令數個家族躋身市內最大的物業業主之列。他們在商界的地位，可見於1837年Aljunied家族一名成員獲委任加入以歐洲人為主的商會。⁷

阿拉伯商行亦創辦宗教及慈善機構：清真寺、學校，以及以其收益支持這些機構的宗教捐獻（wakaf）。這些捐獻的管理（其中數項至今仍然存在）構成了新加坡慈善架構歷史的早期篇章。這顯示將財產撥作長期用途的做法——第III章曾在華人祭祖信託的脈絡下討論——在多個社群中都很普遍。

印度商人與朱利亞貿易

來自印度的商人構成另一個社群。1824年的人口普查錄得756名印度籍居民，包括商人、船夫、勞工和士兵。⁸最重要的商業群體是朱利亞人（Chulias），即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泰米爾穆斯林商人，他們長期橫越孟加拉灣，與亞齊、吉打、檳城和馬六甲通商。在新加坡，他們買賣紡織品、香料和食品，在河上經營船艇和駁船，並從事貨幣兌換。萊佛士（Raffles）的《市鎮規劃》在商業中心上游為他們劃出一個區域。⁹

印度商人將新加坡與南印度和孟加拉的紡織生產連繫起來，當地的棉布是群島的主要進口貨品之一。在該世紀稍後時間，印度教商人和金融家亦加入其中。在他們當中，來自泰米爾納德邦的齊智人（Chettiars）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放債人，為馬來亞和緬甸各地的華人及馬來商人、種植者和小農提供融資。¹⁰他們在新加坡信貸史上的角色，屬於第B部分的內容。

歐洲及美國商人

新加坡的歐洲商人人數不多，卻掌握最集中的資本以及與歐洲市場的聯繫。他們大多是英國人，其中不少是蘇格蘭人。他們的商行擔任英國和印度製造商及商人的代理，並處理貨物的航運和保險。美國船隻自1820年代起亦停靠新加坡，運來棉製品和硬幣，並裝載錫、胡椒及其他土產。¹¹美國商人的出現，確認了新加坡作為向所有國家船隻開放的港口的特質，因為美國人在亞洲其他英國領土並無優先進入權。

註釋

1.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瀏覽）：“most arriving with the angin timur (east wind) during a three-month period starting from around late August”，並於11月離去。 ↩
2.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瀏覽）：“Some 120 Wajo Bugis ships came to Singapore in 1825, while the previous year saw 90 ships”；到1830年代“around 200 prahus visiting Singapore every year, each with a 30-strong crew”。 ↩
3.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瀏覽），論武吉士商人運來和換取的貨品。 ↩
4.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瀏覽）：“In 1907, the Bugis fleet completely stayed away from Singapore”；到1973年“only 20 Bugis ships had moored in Singapore for barter trade”。 ↩
5. Wikipedia, “Arab Singaporeans”（2026年9月瀏覽）：兩名來自巨港的富商於1819年抵達；“By 1824, there were 15 Arabs out of a population of 10,683”；到1871年增至465人。 ↩
6. Wikipedia, “Arab Singaporeans”（2026年9月瀏覽）：“Trade in textiles, spices, property, and shipping allowed leading families to accumulate considerable fortunes.” ↩
7. Wikipedia, “Arab Singaporeans”（2026年9月瀏覽）：“a member of the Aljuneid clan was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mostly European-dominated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837”。 ↩
8.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First census of Singapore is taken” (HistorySG)，1824年1月：756名印度籍居民。 ↩
9. Wikipedia, “Jackson Plan”（2026年9月瀏覽）：為印度人而設的Chuliah Kampong位於較上游的地方。 ↩
10. 關於自19世紀下半葉起在新加坡和馬來亞舉足輕重的齊智放債人，參見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以及David West Rudner, Caste and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ia: The Nattukottai Chetti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11. 關於1820及1830年代美國與新加坡的貿易，以及1836年設立的美國領事館，參見美國駐新加坡大使館發表的美新關係史，以及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第2章。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會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十一月 2026的法律狀況。